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谢宁
三星堆、盘龙城、殷墟三地之间是如何联络的?10月18日,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长江地域文化”系列讲座第三讲举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授霍巍主讲“长江上游文明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系”。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包括今成都、重庆、云南北部以及贵州东部等地,这里不仅是地理单元上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霍巍做客长江讲坛。
受荆楚影响三星堆改写中国青铜时代知识图谱
霍巍讲解,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诞生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宝墩文化,以及重庆峡江地区的丰都玉溪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大溪文化和中坝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进入青铜时代,先后出现了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这些早期的文明,时代从二里头时期、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早期、春秋战国等各个历史时期。虽然当中还有一些缺环,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发展的脉络是自成体系、持续不断的。
三星堆以高大的青铜神树、青铜神坛和青铜神像,以及成群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神面具、黄金制作的面具和权杖等器物群,不仅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图谱,还在神灵、祭祀和偶像崇拜等方面提供了和世界古代文明之间进行比较互鉴的绝佳样板。
三星堆青铜像。
霍巍表示,长江上游文明与长江中游、中原文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交流。以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群为例,当中的青铜尊、青铜罍与中原青铜文化中的同类器物从器型到纹饰上都极为相似。在一些纹饰和装饰性图案上,除了模仿中原之外,更与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铜器相似,例如在青铜器体表面分铸合体而成立鸟、羊头(牛头),以青铜器的扉棱作为合范之处等等,都显示出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铜工艺直接受到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影响。
以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长江上游局部整合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古代巴蜀、滇、夜郎、邛都、昆明等民族,“大分散而小聚居”,散布于深山密林之中,直到秦汉以后,才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体系之中。
霍巍介绍,自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秦以巴蜀地区作为战略根据地,顺长江而下灭强楚,最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汉武帝时期,通过对“西南夷”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开发,先后在巴蜀、滇等地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推行汉文化教育;同时,又灵活地在西南地区继续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授予“滇王之印”,以“双轨制”实施中央集权的有效治理。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在秦汉时期逐步实现了局部整合,并最终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
长江上游如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镇
霍巍以地图展示,长江上游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东通长江中下游,南接印度、东南亚,北邻秦巴山脉,西靠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东麓的旧石器时代皮洛遗址,最早距今约15万年前,发现了典型的“手斧三件套”,打破了传统的“莫氏线”(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提出的考古理论,欧亚大陆中部的“莫氏线”将旧石器时代早期一分为二:左边是先进的“手斧文化圈”,包括全非洲、欧洲的南、中、西部以及中东和印度半岛;右边是落后的“砍斫器文化圈”,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印巴次大陆北部),为高原东麓旧石器时代人群的迁徙移动路线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东西方旧石器时代工艺的交流互动提出了新线索。
霍巍指出,出土器物已证明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向外输出蜀地生产的丝绸,同时也引入了海贝、朱砂、象牙等各类外来物品,甚至不排除其已经参与到跨欧亚文明的交流互动之中。秦汉王朝时期,长江上游地区以益州成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向外输出丝绸、漆器、铜镜等贵重物品,同时也将早期的佛像、大型的带翼神兽天马、狮子等纳入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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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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