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也就是拯救人的生命和健康。日军 731 部队的高级成员，尤其是各研究部分负责人，几乎全部毕业于日本顶尖大学，如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的医学部、理学部。

但是，这些日本医学界的精英、医学博士和医学科学家，本应该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救死扶伤，却违背了医学医生救死扶伤的宗旨，将活人称为“马路大”（实验材料），从事冷冻、解剖、解剖等活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究，干下反人类罪行。他们的堕落，绝非偶然，却是一个被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理想”洗脑的必然结果。

了解日军731部队的罪恶，就必须看清它诞生的土壤——极端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

一 军国主义的毒瘤：从丰臣秀吉到石井四郎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日本自古都是火山地震频繁，资源匮乏的岛国，一直都有侵略且占领东亚大陆的野心。

丰臣秀吉

1 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

在十六世纪末，日本战国时期的枭雄——丰臣秀吉曾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那就是迁都北京，征服大明的计划。

于是，野心勃勃的丰城秀吉就在明朝万历年间征伐朝鲜半岛，但最终因朝鲜战争的失败，它的“大东亚共荣圈”野心就破灭，但这一切却为后世侵略扩张埋下了伏笔。

十九世纪中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脱亚入欧”，国力逐渐增强，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也逐渐清晰。为了摆脱资源匮乏岛国的生存困境，日本政府就制定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以及借“富国强兵”为名，将“布国威于四方”定为国策。

1887年日本在《清国征讨策略》明确提出了五步侵略东亚的计划：吞台湾、控朝鲜、占满蒙、灭中国、称霸亚洲。

2 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扩张

之后，日本就走上了赌国运的道路，在甲午战争中、日俄战争中、一战中，日本都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朝鲜半岛、台湾，初步尝到了军事扩张的甜头，军国主义的野心如野火一样蔓延，也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加剧，社会动荡，军部势力趁机崛起。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完全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大陆计划”中占领中国的野心也勃然膨胀，全面侵华的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也全面启动。

这时候的日本，形成一套完整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当时日本从上层到社会底层，都是认为国家至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侵略东亚、武力扩张、建立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被认为是“爱国主义”，实现国家文明开化的必要手段。

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狂潮

于是，日本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军队不仅掌握国家政权，整个国家和民众都沦为战争机器。军事侵略思想更是渗透在教育、科研、医疗等社会各个领域。

教育系统成为了军国主义的温床，中小学课本都是灌输“大和民族神裔论”的理念，丑化中国人东亚人为“劣等生物”。学生在课本上背诵也是“为天皇战死光荣”。日本媒体上也是鼓吹“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解放亚洲”等宣传信息。就是连科学家群体，也被动员“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专业能力”。

根据《日本战时科技政策史》所记载：

1938 年，日本文部省发布《战时科学家动员令》，要求医学、化学领域学者‘优先服务军事需求’，731 部队的人才招募由此展开。

这样，在军国主义氛围下，科学家不再独立于政治之外，不再是从事纯粹的科学学术事业，却是被纳入到军国主义效力的机器之中，最终是为侵华战争服务。在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膨胀下，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愈发强烈。而731部队的组建，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将罪恶之手伸向科学领域的典型例证。

二 石井四郎招募731细菌研究部队

石井四郎虽然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明知道科学的伦理道德，以及《日内瓦公约》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禁止从事活人实验和细菌生化武器。但是受着军国主义理想蛊惑的他，自然也把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生，绑架到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战车上。

所以，石井四郎考察了世界各国生化细菌武器研发情况，然后向日本军部提出细菌武器研究的计划。日本看到细菌武器成本少，杀伤性性，能弥补日本岛国资源匮乏的不足，自然也愿意花大资金批准石井四郎研发细菌武器。

于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石井四郎也组建了细菌武器研究的团队——731部队，向日本顶尖大学招募精英医学人才研究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在日本招募医学精英人才加入731团队时候，为这些应聘者画了两张“大饼”。第一张大饼，就是“日本国内受伦理限制，无法开展医学上的微生物实验研究。满洲却有广阔的场地和充足的‘材料’，能突破医学的天花板，从事崭新的医学领域研究，成为人类医学史上的创造者和开拓者。”

第二张大饼，就是“爱国使命”的旗帜，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面临的困难就是物质补给。细菌武器的研发，能以最小代价消灭敌人。你们从事的医学研究，能拯救前线士兵的生命，为大日本帝国胜利做贡献，乃神圣的事业！

这样，反人类的细菌武器研究，被石井四郎和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为一场圣战。

三 石井四郎运用军国主义理想，扭曲科学伦理

1936年，石井四郎在日本医学高校进行一次蛊惑性演讲，可以把这思想淋漓尽致表达出来：

“医学给你们带来双重的激动，一是作为科学家，可以尽你所能地去探寻自然科学的真理，探索未知的世界……二是作为军人，可以成功地研制出一种制敌的有力武器。”

石井四郎在这里，就说明被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医学研究员的双重使命：医学研究者都是医学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是他们的天职。但同时，医学研究者也是战场的军人，应该为国家在战争的胜利研发强有力的武器。

这样，石井四郎就把医学事业的求知扭曲为杀人术，为战争服务的工具。他的这一番军国主义“洗脑话术”，也的确精准击中了许多高知群体的心理，很多日本医学精英也键入了石井四郎的731研究团队。

根据《731 部队成员履历档案》（伯力审判史料之一），部队核心成员中，80%高级成员，都 拥有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顶尖院校的博士学位。于是，这些曾立志“救死扶伤”的医学生和学，把从事活人实验等反人类行为行为，认为是科学研究和爱国行为。

石井四郎运用军国主义思想，把731反人类的细菌武器研究包装为神圣的科学研究和爱国行为，为灭绝人性的活人实验披上“正当”和“合法”的外衣。在731部队里，一切反人类的细菌武器研究行为，都被冠上“完成圣战”、“为天皇尽忠”。拒绝参与活体实验的研究员，就是对国家的背叛，也是一种最大的“不忠”。

于是，731部队医学博士的高级成员，在“科学家”的探索激情和“军人”的效忠荣誉这双重刺激下，人性的良知防线彻底崩溃，自然愿意干违背科学伦理精神，反人类的罪恶勾当，把这些医学精英变成了魔鬼。

石井四郎也用神圣科学的学术语言，为反人类的细菌武器研究披上神圣的外衣。如在《731 部队内部手册》中，“活体解剖””被定义为 “人体生理机能研究”，“病菌投放””被描述为 “防疫效果测试”。

后来，在苏联伯力审判中被告汤浅谦（原 731 部队医生）供述：

我们每天都被灌输‘这是为了国家’，时间久了，真的相信自己在做‘伟大的事’，甚至为实验数据的‘突破’感到自豪。”

苏联伯力审判

四 伯力审判：揭穿军国主义理想的谎言，还原罪行真相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美国为了获取731部队的实验数据，与石井四郎等核心成员达成了秘密协议，以和“不追究战争罪”为条件，让石井四郎等731高级成员逍遥法外，换取了731的细菌实验资料。

但是，正义并未完全缺席。1949年12月25日-30日，苏联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被捕的12名原731部队成员进行了审判，即“伯力审判”。这一次通过国际司法程序，公开确认日本731部队存在并从事细菌战罪行的关键性证据。

当时，苏联根据缴获的档案、日记等物证，以及包括柄泽十三夫、川岛清等被俘队员的详细供词，对这些731成员以细菌武器研究为名，做战争罪的起诉。

根据《伯力审判判决书》以及庭审记录，苏联检察官当庭出示 731 部队的实验日志，里面是1940 年，731部队在浙江宁波投放鼠疫杆菌，导致 3000 余人死亡。苏联检察官也播放731成员筱冢良雄等人拍摄的 “冻伤实验” 影像，画面中活人“马路大”手脚因冻伤而变得漆黑坏死，宛如枯枝一般，一旁的731部队军医却面无表情，冷漠地记录着数据。

当苏联法官宣读731部队北野政次的日记，里面写道

“今日解剖一名孕妇，胎儿取出后仍存活，实验数据珍贵”

—— 这些铁证，彻底撕碎了 731 部队 在“科学研究”面具下反人类罪行勾当的伪装。

此外，在苏联的伯力审判笔录中，详细记录了731部队从事细菌培养、活体实验、野外投毒等骇人听闻的细节，如部队一名叫山口县的士兵，在活人身上进行鼠疫菌感染实验，并记录其死亡过程等。

伯力审判的价值，在于让731 部队的罪行被世界知晓，更对公众揭露了军国主义残酷的真相：在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运转下，侵略和杀人都被冠上神圣的救国使命，即便拥有知识背景和理性判断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也可能沦为罪恶的帮凶。

虽然由于冷战背景，“伯力审判”被西方阵营在某种被忽视，但留下的庭审记录，成为了戳穿731部队反人类的谎言、铭记罪恶历史的铁证。

在今天的731部队遗址纪念馆，依然保存着苏联伯力审判时候出示的活人实验器材，被告供述副本。科学的使命原本是造福人类，理想的价值是指引向善，但是731部队反人类的罪恶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用“理想陷阱”，把科学家变为了屠夫，手术刀变为凶器，科学也成为战争工具和反人类罪恶勾当！

结语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篡改历史，将细菌战美化成“防疫贡献”，否认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存在等战争罪行。但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掩盖。面对当代时代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之心，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