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被掐住脖子时挣扎着说“我唔敢啦”，但父亲没有停手，十多分钟后，32岁的生命停止了呼吸。

“我杀死了亚诗。”

2022年3月7日凌晨，74岁的保安陈桂生在勒死女儿后，给前妻发出了这条短信，随后自行报警。

当警察抵达香港旺角海富苑那间狭小的公屋时，他平静地解释：“我对着女儿太大压力，才掐死她。”

这起伦常惨案在三年后的2025年6月19日迎来判决。高等法院陪审团一致裁定陈桂生谋杀罪名不成立，但基于“激怒”的误杀罪成立。

主审法官胡雅文称本案为“悲剧”，并将案件押后至8月6日判刑。

悲剧的种子早在多年前就已埋下。

32岁的陈杏诗在2016年失业后一直居家，先后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强迫症、学习障碍和亚斯伯格症等多种精神类疾病。三人同住的空间里，家庭冲突如同高压锅不断积聚能量。

一家五口已於海富苑居住多年

01

最后一根稻草

案发前那个凌晨的冲突细节令人窒息。

凌晨1时许，陈桂生想起夜如厕，却被女儿挡在卫生间门口：“我不让你小便！”僵持许久，直到他声称要用厨房的桶小便，女儿才勉强让步。

当他如厕后，新的导火索被点燃——女儿发现父亲未冲厕所且拖鞋未摆放整齐，便开始长达两小时的责骂，并用雨伞连续击打父亲8-10次。

这位七旬老人没有还手，只是不断哀求：“不要打我啦，我要睡觉，不要搞我啦。”

凌晨3时，两人各自回到房间。但陈桂生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女儿多年的精神折磨在脑海中翻腾：持续的责骂、无端的袭击、被阻止入睡的夜晚……他事后向警方坦言，案发前两年已有杀死女儿的念头，而这次夜尿事件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思考一小时后，他做出了决定。待前妻离家上班，他走进女儿房间，用身体压住女儿，双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

十多分钟里，女儿挣扎着求饶：“我不敢啦……我不敢啦……”甚至咬伤父亲的手指和大腿反抗，但最终停止了呼吸。

02

被忽视的求救信号

这家人其实多次向社会发出过求救信号，但都被系统性地忽略了。

死者母亲罗仕英在法庭上哭诉，他们一家三口同住一室压力巨大，“女儿连新闻都不让我们看，电视都不准开”。

她曾向房屋署申请分户，希望让女儿单独居住，但申请被拒绝。

随后她转向家庭服务中心求助，希望能为女儿安排住宿服务，却被告知需要轮候，苦等四年仍无结果。

“房署和家庭服务中心要负责”，罗女士在法庭上直言不讳地指责，“家庭服务中心间接杀人”。

家庭内部冲突早已达到危险级别。

根据案情显示，这家人曾因肢体冲突六次惊动警方到场处理，但从未有人因此被检控。死者妹妹作证时描述，姐姐情绪不稳定时会向母亲投掷剪刀，打伤母亲手臂，甚至阻止父亲回家，迫使父亲只能躲在后楼梯。

03

司法判决与社会回响

法庭审判过程中，精神科专家揭示了被告的心理状态。

谭务成医生诊断陈桂生案发时患有中度适应障碍症，病因包括疫情带来的生活压力、不得不与前妻同住，以及长期遭受女儿虐待等多重因素。

李卓颖医生同样指出，案发当晚女儿阻止父亲如厕并实施暴力攻击，这些情况加剧了被告的压力，使他难以控制情绪。

陪审团最终一致裁定陈桂生谋杀罪名不成立，但误杀罪成立。

这一判决反映了社会对长期照顾者困境的某种理解——谭务成医生在法庭上形象地比喻：“每人都有一条‘红线’，如果越过这条线，他们就无法再坚持下去。”

香港高等法院

04

照顾者悲歌：系统性困境

陈家的悲剧并非孤例。近年来，香港接连发生多起类似案件，被媒体称为 “照顾者悲歌”：

• 2020年9月：葵涌邨一位49岁抑郁母亲勒死21岁智障、癫痫及自闭症长子后自杀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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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0月：钻石山一位53岁母亲不堪压力，用刀伤害20多岁患有自闭症和智力障碍的双胞胎儿子后自残

这些极端事件背后是照顾者面临的系统性困境。2021年香港社联研究报告揭示了残酷现实：

这些数据描绘了一个令人忧心的图景：随着照顾者日渐衰老，被照顾者却始终无法独立，低收入家庭面临着“带子离世”的终极焦虑。

05

未完成的课题

陈杏诗的生命永远停留在32岁，而74岁的陈桂生将在8月6日迎来他的判决。

这起案件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却远未解决。

机构的护老者和残疾人士照顾者资料库，识别高风险个案，及早介入支援。”该资料库将优先纳入年老照顾者及低收入照顾者，及时识别高风险个案。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立法会上宣布，劳福局将于年内正式启动照顾者资料库试点建设。但他也坦承：“这资料库不会一夜形成，要慢慢建立，而且这资料库是动态。”

这种转变需要社会支持系统作为基础。

建立有效的照顾者支持体系不仅是社会福利问题，更是文明社会的责任。在老龄化与复杂精神健康问题并存的时代，如何避免下一个“照顾者悲歌”，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