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的行政区划变迁

如果你打开一张中国的地形图，会发现一个细节：
贵州北部有一道突出的“弧线”，像一块坚硬的盾牌顶住四川盆地的南缘。
而在这道弧线的中心，有一座城市——遵义。
它看似偏居一隅，却是西南格局里最微妙的一枚棋子。

雍正年间，清政府对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在这一系列划界中，雍正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把遵义，从四川划给贵州。
一个看似简单的调整，背后其实牵动了整个西南的地理秩序。

在地图上，遵义的位置极为特殊。
北边，是四川盆地的丘陵地带；
南边，则是云贵高原的第一道山岭。
这里既不是平原，也不是高原，而是两者的“交界地带”。
正因为这种“过渡性”，遵义在历史上几乎一直处于两种势力的拉扯之中。

从汉代的牂牁郡，到唐代的播州，再到明清的宣慰司，
遵义一度属于四川，一度又被视作贵州的门户。
它既通北上川的道路，也控南下黔的要隘。
在地理意义上，遵义是“盆地与高原的锁钥”。
而在政治意义上，它更是四川与贵州之间的一道“裂缝”。

明朝时期，播州土司杨氏长期割据于此。
名义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自成王国。
直到1600年，杨应龙叛乱，播州战火遍地。
朝廷平定叛乱后，出现一个争议：
播州应当划给谁？四川，还是贵州？

海龙屯

四川说：我们地大财足，能经营。
贵州说：这地方离贵阳更近，理应归我。
结果朝廷权衡后，把播州一分为二——
北边归四川，南边归贵州。
就这样，遵义成了一块“被撕开的地”。

可这种“犬牙交错”的划法带来了问题。
战乱一来，四川军队远在成都鞭长莫及；
贵州又无权跨界镇压。
于是，这块地方成了政令不通的灰区，成了清初西南最麻烦的地区之一。

到了雍正年间，鄂尔泰主导“改土归流”。
他在西南跑了一圈后，发现一个规律：
凡是地理上属于高原体系的地方，却被划给四川的，几乎都不安分。
因为地理和行政脱节了。

鄂尔泰在奏折中说：
“遵义近黔而远蜀，就近改并，以图画一。”
意思是——地理的归属，应该决定政治的归属。
遵义距离贵阳三百里，距离成都上千里，
而经济联系、地理走势、人群往来，早就与贵州融为一体。
所以，遵义回归贵州，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势而为。

雍正看懂了这点。
他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
让遵义回归贵州——
这是一次“用地理缝合历史裂口”的决定。

遵义划归贵州后，一切都变了。
它带来了人、粮、税收，也带来了地理上的完整性。
从此，贵州不再只是“苗疆之地”，
而成为了一个真正能自我造血、能向外拓展的省份。

有了遵义，贵州才有了财力去“改土归流”，
去打通东线通道、开发乌江流域。
换句话说，遵义的“回归”，让贵州从一个山地省份，
变成了一个有腹地、有中心的政治单元。

遵义的故事提醒我们：
真正稳固的行政区划，不是权力的产物，
而是地理与人文的平衡结果。
山河自有秩序，政治若顺其势，则安；逆其势，则乱。

有时候，一条省界的调整，
看似一笔之差，实则是千年山川的回归。
雍正把遵义划给贵州，
不是一场简单的划界，
而是一场地理格局的“归位”——
让山与人、地与政，再次说同一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