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赔款与日本

△ 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签署以后，清政府向日本的巨额赔款对日本究竟产生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对此，笔者拟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一是这笔战争赔款的核算、支付方法、管理方式以及由此给日本的金融体制带来的变化；二是战争赔款给民众的战争意识所带来的影响。前一个问题是短期的、具体的，有关金融体制的变化主要涉及甲午战争后日本金本位金融体制的实施；后一个问题是长期的，抽象的，这种民众意识的变化甚至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对外关系。

一

甲午战争赔款总额为2亿3150万库平两白银，约合当时日币3亿5836万日元。暂且比较一下当时其他几个重要经济数据，就不难想象，这是一笔何等惊人的巨款（见表1）。

表1：战争赔款规模和几个主要经济数据比较表

资料来源：明治财政史编纂会编：《明治财政史》第2卷，东京：丸善株式会社，1905年，第224-225页。

但是，甲午战争结束后，特别是1896-1898年间，日本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逆差：若以千日元计算，1896年贸易逆差的数额约为5883万日元；1897年约为5455万日元，1898年约为11 162万日元。一般来讲，大规模贸易逆差的持续发生会导致外债的积累或国家资产的流失。日本在那个时候，既没有积累外债也没有国家资产流失，显然是甲午战争赔款抵消了贸易上的逆差。

如此巨大的赔款数额足能使一般人忘却正常的经济核算习惯。在此，笔者谈几个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这笔赔款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支付给日本的？日本在得到这笔巨额赔款后是怎样保存和管理的？日本政府用这笔意外之财做了些什么事情？

一般人认为，这笔巨额赔款给日本包括教育、公共设施的创建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两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京都帝国大学以及八幡制铁所的建立。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是1877年建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此后，1890年和1892年的帝国议会中都有人提议增设京都帝国大学，但由于资金问题一直没能实现。甲午战争后，当时的文部大臣西园寺望提议用赔款中的部分资金作为筹建京都帝国大学的基金。此后日本议会在1896年通过了以甲午战争赔款的部分资金作为创设京都帝国大学的预算案。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由此创建。此外，曾提供了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所需钢铁总量一半以上的八幡制铁所也是在甲午战争后，以部分赔款作为筹建基金建立起来的。

△ 八幡制铁所

除了京都帝国大学和八幡制铁所以外，笔者找不到更多的将赔款投入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例子。事实上，甲午战争大部分的赔款都被用于武装军队和军备扩张，直接用于民用经济或国民教育方面的数额极为有限。表2展示了这笔赔款的具体使用途径。

表2：甲午战争赔款具体使用表

资料来源：明治财政史编纂会编：《明治财政史》第2卷，第270-271页。

由此可以看出，这笔巨额赔款直接用于军事扩张的比例竟达84.7%。京都帝国大学创设费和八幡制铁所设置费加在一起也只占赔款总额的3.1%。不可否认，用于军事扩张的费用同时也刺激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甲午战争赔款的运用方式，对推动日本的现代转型进程来讲，是相当畸形的。例如，2000万日元的教育基金及防灾准备基金的保存方式是持有国内公债，而那笔3000万日元的军舰鱼雷艇补充基金，政府则要求基金的一半以持有在国际市场上信誉较高的外国公债为保存方式，以便随时能与金币兑换。

这笔巨额赔款的支付管理方法与金本位制度实施密切相关。《马关条约》中除规定了赔款总额及可分八年支付以外，并未触及支付方式等细节。条约签订以后，日本政府于5月起草了《偿金受授顺序案》，然后与清政府协议定案。后来，《辽南条约》追加的赎辽赔款也基本沿用这样的方式。协议规定赔款折合成英镑，在伦敦支付给日本政府的代理部门。库平银的成色最终定为1库平两=575.82英厘纯银。而英镑与银两的比价则按协议定案前三个月，也就是1895年6月到8月间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基准。最终定为1盎司白银=30.4429便士。

赔款单位使用的是其成色标准在国际上未必明确的库平两，而没有使用其成色标准没有争议的海关两。为此，就库平银成色中日双方有过分歧。但对这个分歧，中日学者的看法不一。因为是用英镑支付，那么将库平两的含银量定得越高，对日本来说就意味着能得到越多的英镑。一些日本学者指出，日方要求以1库平两=579.84英厘为基准，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同意，他们只好接受清政府提议的，以1库平两=575.82英厘为基准。中国学者则对此提出异议，1库平两=575.82英厘这个标准是清政府在日方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的。此外，就白银和英镑的折算方式来讲，中日学者虽然意见不一，但大多倾向于认为在白银对黄金价格日趋下跌的情况下，以早期的白银价格评定英镑数额对日方是有利的。小野认为，这种核算方式对日本来说，“从结果上看是相当有利的”。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市场价格变动不定的情况下，成交后的有利未必意味着交易前的不公。戚其章重新核算了以其他评估和折算方式所算出的金额，并与实际支付的金额做了比较。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库平银两的评估以及白银英镑折算方式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与攫取2亿3150万两白银战争赔款相比，不是一个量级的问题。

虽然《马关条约》中规定全部赔款可分8次在7年内支付，最终期限是1902年，但清政府只用了4次，并在1898年5月完成了付款的全部。提前付清赔款的最大理由可能是为了压低利息费用。因为条约中规定分期付款时，延期利息为5%。利息负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客观来讲，以英镑方式支付本身，对清政府，对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列强国家，都未必是件坏事。对日本来讲，以此方式带来的益处则更为明显。首先，因为中国本身不是一个产银国家，筹集、运载这笔巨额银两将是一件艰巨甚至难以完成的任务。支付英镑能使清政府避免这种繁杂。同时，这种大规模银两的集中转送势必会给国际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为了避免这种市场冲击，日本选择收付英镑的方式，这对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各大列强国家来讲应该是一件令人安心的处理方式。其次，银币和银两也是当时日本的主要货币形态。若有大量白银突然涌入日本的话，则必然引起货币体制以及价格体系的混乱。英镑是当时最有信用的金本位货币。保持大量英镑对日本来讲是走向金本位货币体制的捷径。另外，日本对三国干涉还辽，特别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以及朝鲜对日本的抗争耿耿于怀，以至日本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便要“卧薪尝胆”，以备与俄国大战一场。要想准备下一场大战，就必须为从国外购买军舰及其他军火做足够的准备。储存英镑，便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为达到上述目的，日本政府指定日本银行负责赔款的接收和管理业务。日本银行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专门负责外汇业务的横滨正金银行伦敦分行代理。此前，横滨正金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设账户的要求曾一直遭到拒绝。但在得到这个代理业务之后，1896年横滨正金银行的开户要求得到英格兰银行“爽快的应诺”。当时拥有如此大笔英镑资金的机构是不多的，以至于日本银行在1900年以后的10年中，成为英格兰银行的最大客户。由此可见，战争赔款使日本海外金融机构大大提高了在国际市场的信用。

在伦敦以英镑形式支付给日本的赔款，也通过各种复杂的程序，成为了日本银行发行货币的准备金。由此，1897年10月1日实施的《货币法》中，规定每日元兑换货币黄金750毫克，为此正式实施金本位制。不言而喻，金本位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将货币价值与黄金价值捆绑在一起。这种货币制度有利也有弊。利在如果对方也采用金本位制的话，这就意味着两国间的货币比价（汇率）的稳定。这种稳定将会减少贸易及国际投资的风险，进而也会对稳定物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弊在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失去通过控制货币量来调节经济的自由。此外，汇率的稳定仅限于同样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之间，如果对方没有采用金本位制的话，这种汇率稳定则无从谈起。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历史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20世纪30年代，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虽然也曾实行过与金本位制相似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但还是以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而告终。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继续维持金本位制。这段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对金本位制的否定。为此，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欧美大国之所以曾经对金本位制有过一段恋恋不舍的历史，与其说是出于对经济效果的考虑，不如说是来自一种精神作用（mentality）。

1897年金本位的实施到底给日本带来了多少经济利益？对这个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持否定态度。中村隆英以计量经济学的手法分析了1895-1916年金银比价与经香港对华贸易间的关系，得出结论：银价波动直接影响着日本的对华出口，银价下跌是1908-1909年日本对华出口不振的主要原因。之后，他还指出：“金本位制可以说是在松方的意志和政治影响下得以实现的”，但松方“根本没把目前的经济得失放在眼里”。松方认为，“要作为一流国家来领导世界，黄金是必要的。”另外，中村宗悦也指出，尽管金本位的实施对日本向银本位制国家的投资以及日本向其他金本位制国家发行外债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靠金本位制来刺激出口，维持经济的安定发展，完全是种空想。

有关金本位制的实施，大内兵卫也认为：“不仅是日本货币史上最大的事件，而且金本位制把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推上了世界经济的舞台，这也是世界史中的一大纪念塔。”寺岛一夫的见解则更为透彻：“明治三十年（1897）金本位制的确立标志着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标志着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由此，日本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其他各大强国在世界市场上角逐”。可以看出，与其说金本位制的实施是因为它会给日本带来多少直接经济利益，不如说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统治者把金本位制看作是一种“一流国家”的象征，一张能与列强为伍的入场券。

△ 《马关条约》签订场所：日本下关市春帆楼

二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本文的第二个问题，甲午战争赔款给整个国民意识所带来的影响。先看一看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这个国家的形状》一书中写过的一段令人寻味的话：“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为什么没把仓促建起的海军规模消减一半，缩小到只适于自我防卫所需的规模呢？”

司马辽太郎对日俄战争历史的解读可谓颇具功力。他曾以日俄战争为题材，在1968-1972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山坡上的云彩》。日本广播协会还在2009年到2011年播放过以这部小说改写的电视连续剧。《这个国家的形状》是在《山坡上的云彩》一书出版后发表的历史随笔。上面那段话，言外之意是说，如果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见好就收”，不再搞军事扩张的话，则不会带来后来战败的悲惨局面。问题是，日本为什么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呢？在上述一段话的后面，司马辽太郎又写道：

简而言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冲昏了日本国以及日本人的头脑。在这个时候，人民大众开始登上舞台。利令智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大批的群众高声叫喊，和平的价格太便宜了。我们要废除和约，我们要继续打下去。除了《国民新闻》以外的各大报纸都在煽动这种情绪。于是有了日比谷公园的声讨大会。有三万人参加。他们转化成暴徒，烧毁了两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个民宅。一时间真（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府最后不得不颁布戒严令。我认为，这个声讨大会和暴动，构成了此后40年恶魔般光景的出发点。这种高能量的大众热潮，给参谋本部充足了电，为整个国家的痴心妄想提供了动力。

我们之所以在这篇讨论甲午战后赔款的文章中去分析发生在日俄战争后的事件，是因为司马辽太郎只分析了这个事件的后果，但没有指出这个事件的前因。让我们看一看这段话所述内容的背景。

△ 日剧《山坡上的云彩》中的李鸿章与袁世凯

日俄战争以种种的缘由和机遇，最后以日本获胜告终。其后，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的斡旋下，两国在朴茨茅斯签订和约。笔者在前面也介绍过，日本为了准备与俄国一战，将甲午战争赔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军事扩张。日俄战争中，日本为日俄战争所耗的财政支出约为18亿日元，不仅耗尽了甲午战争赔款的积蓄，而且举借了大笔内债和外债。由此看出，用于日俄战争的军费支出，远远超过甲午战争赔款总额。

但是，很多媒体和一般国民都相信，只要能打胜仗，这笔战争经费完全可以通过战争赔款索回。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首的“帝大七博士”更是坚信日俄战争的胜利能给日本带来30亿日元赔款。他们在日俄战争爆发前，还曾上书给内阁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以强硬的口吻主张开战。反倒是伊藤博文对着“七博士”的上书苦笑道：“世界上没有比半生不熟的学者的混账更可怕了”。另有记载，“帝大七博士”到首相桂太郎的官邸，主张对俄开战。对此，桂太郎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井底之蛙”。

当时，虽然1905年日本海军大胜俄国舰队，但处于消耗殆尽状态的是日本而不是俄国。所以，在签订和约前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下令：“一寸土地也不割让给日本，一卢布赔款也不支付给日本”。所以在谈判桌上，战败一方的俄国反而摆出你若不愿签订和约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打下去的姿态。最后俄国代表答应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益，转让俄国在旅顺港、大连及相关水域的租借权益，但并不应允支付分文赔款。日方代表在得到1905年8月28日召开的御前会议的许可后，与俄国达成协议。正式和约于1905年9月5日签订。

签约消息以及和约内容传到日本国内以后，引起轩然大波。黑岩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媒体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反应以及民众暴动的经过。黑岩将1905年9月5日、6日发生在东京的暴动称为“帝都大骚扰”。各大媒体，除了《国民新闻》以外都强烈谴责政府的软弱。而《国民新闻》则成了暴动中的主要攻击对象之一。民众们的激愤来自于对没有赔款的和约的不满，这种激愤又指向被认为屈膝软弱的政府，甚至包括为和约签署提供条件的美国。据黑岩统计，在这场暴动中遭到烧毁的派出所为264处，占整个东京市所有派出所的80%。日俄战争是日本自近代以来与外国的第二次大规模战争。第一次当然是发生在此10年前的甲午战争。那么，为什么如此多的媒体以及平民百姓认为，日俄战争胜利后，从战败国那里索取30亿日元甚至50亿日元的赔款是理所当然的呢？

首先这是政府对战争的宣传所致。因为政府只宣传自己一方的威武雄壮和英勇克敌，根本不去客观地介绍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同时，这种期待也来自于对甲午战争的记忆。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10年间，因战争胜利而获得的巨额赔款，仍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既然10年前能顺利地得到远高于实际费用的赔款，那么对俄胜利后则没有理由不再做一次这样的期待：俄国要想签署和约，必须先向日本支付大笔赔款。当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时，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从而发生暴动。虽然政府通过颁布戒严令等措施控制住了这场暴动，但日后的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地回应这种来自不明真相的民众的压力，并对言论自由严加控制。这正是司马辽太郎所述的“恶魔般光景”。假如甲午战争后日本没曾得到巨额赔款的话，很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光景，尽管历史学家不承认假设。

三

甲午战争赔款在日本现代转型起过极大的作用。但是，战争赔款并不构成促使日本现代转型的充分条件。我们应该看到，甲午战争前的二十余年间，日本建立并充实了几乎与欧美国家不相上下的、健全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大都是行之有效的。因而，明治维新对整个日本社会从政治到教育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这方面的变化才是使日本现代化的真正动力。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尽管解决了一些短期的经济问题——使媒体和不知真相的民众联想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如司马辽太郎所分析的那样，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痴心妄想”的主要动力，致使以后的四五十年间，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给日本自己也带来了极大的悲剧。（节选自《南开学报》，2014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