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今天是怹仙逝50周年，隐秘战线灵魂铸者-缅怀周恩来总理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2026年1月8日，回望半个世纪前的今天，巨星陨落。十里长街送总理。

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周恩来这个名字早已超越个人符号，成为信仰与担当的象征。他是让世界政治群雄为之折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与国务院的首任总理。而在这些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他还亲手缔造了一条贯穿革命全程的隐秘战线，用智慧与心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路自始便布满荆棘，隐蔽战线的成败直接关乎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这条战线上的从业者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他们的功勋大多被岁月尘封，鲜为世人知晓。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立，凝聚着多位革命者的努力，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元帅聂荣臻、叶剑英、大将陈赓、科学院士李强都曾投身其中。但真正为这个组织定下基调、确立纪律、注入灵魂，成为无可争议统帅的，唯有周恩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沦为中外反动势力的聚集地，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目睹战友们惨遭捕杀的周恩来，毅然决定建立一支专门的情报保卫力量。同年11月，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悄然成立，周恩来亲自掌舵，从创立之初便将其推向了情报业的顶尖水平。他精准布局，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潜伏网络，将最忠诚的战士送入敌人心脏。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组成的“龙潭三杰”便是其中的典范，他们凭借过人胆识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成为插入敌人腹地的尖刀。

中央特科成立不久，周恩来便批准在国民党反共中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内部（中统前身），建立起首个重要反间谍关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温（鲍君甫）被成功争取，他利用特殊身份，多次传递国民党特务的行动部署，揭露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奸细，更协助营救出任弼时、关向应等重要同志，成为中共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最早成功范例。而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始终离不开周恩来的精心锻造。在险恶环境中，他对特科人员进行严格考察，两次整顿队伍以纯洁力量，更顶着风险创办秘密训练班。周恩来亲自授课，讲解政治理论、斗争策略与保密纪律，传授秘密工作技术，恽代英、李维汉等同志也参与教学，通过启发式、互动式的培训，为特科培养出一批忠诚果敢、能力过硬的骨干力量。

关于中央特科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有人称其“接近中国几世纪来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更多声音则认为它是“仿造”苏俄契卡的组织。事实上，周恩来1928年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确实曾为建立情工战线取经，苏共中央向他介绍了契卡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的三项任务与原则。但契卡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极端，不经审判便大肆处决异己，其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化运作与金钱美女诱惑的手段，都被周恩来坚决摒弃。他将俄国地下组织经验与中国革命实际深度融合，让中央特科成为独具特色的党的战斗堡垒，就像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一样，浸润着本土人文与党务特色，绝非简单照搬的翻版。

1931年4月，一场致命危机悄然降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他掌握着上海上百个党组织的人员名单、联络方式与暗号密码，党中央瞬间陷入灭顶之灾。深夜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内，钱壮飞作为机要秘书代值班时，截获了六封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凭借提前复制的绝密密码本，他破译出“黎明叛变”的消息，深知身份暴露的他即刻派女婿赶往上海，通过李克农向中央报警。周恩来接到情报后，在24小时内争分夺秒部署转移，李克农用“克潮病笃”的暗语通知天津的胡底撤离，三人小组与中央机关均在敌人搜捕前安全转移。当顾顺章全盘招供后，蒋介石派出的军警最终一无所获，这场危机的化解，正是周恩来布局的潜伏网络发挥的关键作用，“龙潭三杰”的功绩也被永远铭刻在党史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情报工作的范围与格局不断拓展。相较于中央特科时期主要集中在上海与少数敌特机构周旋的局限，抗战时期的情报网络覆盖更广，各中央局及所属省市党组织均建立了情报机构，据点与人员数量大幅增加。1939年2月中央社会部组建，1941年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始终统筹全局，为情报工作制定战略方向，延续着对这条战线的全面领导。

这一时期，周恩来为中共情报工作注入了全新内涵，缔造了情报与统战有机结合的独特风格。他深刻洞察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与当时的局势特点，明确指出彼时的统一战线既无平等基础，也缺乏公开法定的保障。即便中共在抗战语境下拥有合法身份，在国统区与沦陷区开展工作，仍需以精准情报为依托，才能筑牢革命根基、推进抗战主张。基于这一清醒判断，周恩来通观全局提出“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的工作思路，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贯穿始终，让两项工作互为支撑、高效联动。

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共的情报来源得以极大拓展。许多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因认同中共的抗战理念、不满反动统治的腐朽，主动向我方传递信息、提供支持，成为隐蔽战线上的隐形力量。周恩来曾回忆，在重庆工作期间，他常主动与各方人士交往，于日常谈吐与相处中敏锐辨识进步力量，李德全、倪斐君等同志的进步倾向，便是在这样的往来中被发现，进而为统战联络与情报传递搭建了稳固桥梁。正如李克农生前对自己的定位，一生兼具保卫党中央与统战尖兵的双重职责，这正是对周恩来工作思路的生动践行，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时提及此事，更印证了这种工作模式在革命历程中的深远价值。

对于肩负特殊潜伏任务的同志，周恩来始终亲力亲为、精准指导，每一次派遣前都会当面谈话，明确工作方向、叮嘱注意事项，为他们的安全与工作成效保驾护航。派往桂系核心圈层的谢和赓，临行前便得到周恩来的细致嘱托，后续又按指示将认同中共抗战主张的刘仲容安置在身边协同工作。二人分工默契，刘仲容借桂系代表的公务身份，巧妙传递谢和赓获取的核心机密，同时同步广西地区的统战动态，让情报工作在隐蔽中有序推进。在李宗仁部任职的杨德华，经周恩来引荐前往桂系工作，1938年期间，他每月都会借赴汉口参会之机，到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战区兵力部署与动态，每两三月便送来完整的作战计划，这些情报为党中央精准掌握敌我友三方态势、制定抗战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周恩来结合国统区的工作特性，在中央既定方针基础上，完善了“三勤三化”政策，将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作为地下工作的核心准则，其中职业化更是贯穿始终的关键。他反复强调，秘密工作人员必须以固定职业为掩护，言行举止、衣着打扮都要与自身身份高度契合，唯有真正融入社会圈层，才能实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目标。顾顺章叛变后，曾撰写书籍传授识别地下工作者的方法，从外表细节到联络暗号无一不包，妄图彻底摧毁我方隐蔽战线。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指示工作人员深入研究此书，针对性改进隐蔽技巧、调整联络方式，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应对，最大限度降低暴露风险。

他非常强调中共情报工作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急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战略情报作为决定重大战略问题的参考和依据。这使党的情报工作发生重大战略转变，从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到了搜集和研究军政战略性综合情报。为贯彻中央意图，周恩来具体布置了对蒋管区国民党党、政、军、文、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进行全面调查。他特别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在此精神指导下，情工人员将情报工作与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密切联系，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情报工作紧密结合，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直接了解内幕情况，再将调查获取的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情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加以系统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断，确定其真实性和重要性。这期间，情报工作的开拓、深化，标志着党在情报战线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对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汉年，奉周恩来命负责组建和统一领导了华南情报局。其主持了对香港、上海等沦陷区的情报工作。通过向日伪情报机关，特别是日本最大的在华情报机关上海满铁事务所的渗透，大量情报汇集在他的敌后情报网上。经过周密的分析，高质量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会议决议案;日军扫荡兵力、时间、路线;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指示;蒋日勾结详情等等。华南情报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近些年来，一些书刊披露了中共情报系统获取苏德战争情报的内幕，这些机密情报的侦悉也得益于周恩来的布置与指导。首先，关于对德国突袭苏联的及时报警，是不同的情报系统先后发出的。被称为“国际巨谍”的佐尔格最早获得并向前苏联领导人传递了这项情报，但未被重视。此时，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阎宝航，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1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立即作出这一情报是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不延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

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视。另一情报来源来自潘汉年系统，在收到若干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基础上，潘汉年又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当机立断于6月13日向延安总部提前发出“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

另外，潘汉年系统还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所获取的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上的战略情报，前苏联在获得这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最后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接受周相直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还侦获了日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周恩来看到这无一不备的情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正式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

阎宝航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城工部统管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及统战策反工作。从中共取得最后成功的历史来看，这一时期中共情报工作其成就可谓是厚积薄发的巅峰时期。

胡宗南集结10倍于我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而周恩来1936年就在胡身边布下的“闲棋冷子”熊向晖现已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将蒋介石密电胡闪击延安的时间、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一举一动均事先报告了中情部。毛泽东转战陕北，能料事如神、随心所欲地牵着敌人鼻子走，一个重要原因是依靠这些迅速准确的情报。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北战场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页）。

中共党史资料内刊

中共的公开情报工作从抗战时期就逐步开展起来，到解放战争时期已比较系统化。周恩来对公开情报一直非常重视，他在抗战时期就说过:要拿秘密材料和公开报道相互印证，来鉴别筛选情报、观察敌人动向，认清国民党反动本质。

后来他又指出：公开情报研究工作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在他的指导下，中情部专门设立了公开情报研究部门“书报简讯社”，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大量报刊书籍运往延安。如晋绥边区情报组织设法系统订购日文报纸13种、中文报纸10种及大量书刊、年鉴，并专门建立了两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送敌伪书报。这些资料经积累、研究后，形成对重要事件、问题、人物、组织的系统情报。如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20名）和少将以上军官（58名）的降日名单（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根据平时积累的资料向中央提供的。

他始终要求潜伏人员秉持“入虎穴而不染”的原则，既能深入各类圈层开展工作，又能坚守革命底线、保持初心，同时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立足。传奇情报工作者沈安娜的经历，便是这一要求的生动写照。她精通速记、字迹娟秀，1938年接受周恩来“抓紧打入核心机要部门”的指示，成功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任职。当她提出前往延安学习的请求时，周恩来特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她长谈，点明她的速记专长是无可替代的优势，劝她以革命大局为重，甘愿做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在隐蔽岗位上为党贡献力量。

沈安娜将1946年3,4月间国民党两次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免和对我兵力、特点估测的会议记录全部抄出报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动。后周恩来在重庆表扬她所属的吴克坚系统这一时期提供的情报“迅速、准确”（《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

而在南京国民党党政军心脏部门，如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军司令部、国防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甚至军统南京电台总站、美军顾问团雇员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员打入。国民党军用电台呼号被掌握，密码被破译，连蒋介石的电话也能听到。受周恩来派遣、指导的潘汉年负责着南京等几个情报工作据点的联系和情报审定签发工作。

仅潘汉年系统向中情部报告的国民党上层核心机密情报就有: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从海上向东北军事运输情况;国民党徐蚌会战部署、国防部战斗序列、淞沪警备计划及工事建筑要图；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的组织系统、补给表、军队运输情况;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还获取了国民党《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及《江阴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等。这些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此中央曾多次对潘系统工作予以表扬。

周总理在西板坡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正是在周恩来远见卓识的布置、指导下，情工战线所有工作人员在敌“虎穴”勇敢机智、出生入死地战斗，使中共军队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着解放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曾满意地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聪:《李克农传略》，《中共党史资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称赞中情部获取的军政情报“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1949年11月）。

在全国解放前夕，“书报简讯社”编写了平津等十几个省市总计数百万字的资料，其中对国民党重要机构、企事业，以及社团、帮会的历史沿革、现状、主要人物都有系统、全面、详尽的介绍，对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情报。这些工作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充分肯定。毛泽东曾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以后经周恩来批准的有关报告也曾指出:我们的原则应当是公开调查研究工作和秘密情报工作密切结合，互相佐证，两者不偏废。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公开情报研究工作指导思想和一整套业务工作方针方法逐步形成；公开情报与秘密情报并重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共情报工作最为独特的工作手段。相对来说，对公开情报研究工作及周相对此项工很极少介绍。

再版的当年《书报简讯》编写的《南京概况》

由情报工作派生而出的‘第三条战线’，即统战策反是周公分工领导的中央情报部的重要任务。周恩来一向认为国民党内部“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在各种复杂微妙随时变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对蒋介石。因此，长期以来他与国民党将领秘密联系的工作从未间断。

1946年9月他与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联系，1947年初的莱芜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

1946年夏他约见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洋，指示他们加紧策反工作，后他们在淮海战役中率两万余人起义；

他与国民党三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建立联系并做了长期工作，使吴在济南战役中率两万人起义；还有经他做工作后起义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华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阵营的傅作义；由南方局在抗战时期就建立了良好关系，于1949年起义的西南地区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他指导策动了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和著名的“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连信号、联络的方法细节都由他安排。据统计，解放战争中起义人员达177万。这些起义，增强了中共的政治声势，减少了战场的阻力、压力和牺牲，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过程。这一切都包含着周恩来倾注的心血和无数情工人员历尽艰辛的卓越功绩。

在重庆和苏、美军方人士交流

中共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史过程，周总理沤心沥血、弹精竭虑，他是当之无愧的主要奠基者、领导者。

无数曾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不为名利、忍辱负重、抛头洒血、一生籍籍的无名情工们，其辉煌业绩，永载青史，也将永远留在后辈的记忆中。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