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深夜,灯火摇曳】“委员长,延安来的飞机路线已经核对完毕。”戴笠话音刚落,蒋介石抬头,一字一句:“记住,毛泽东抵渝之前,任何差池都要你的命。”短短一句对话,实际上勾勒出那段扑朔迷离的政治博弈。
八月中旬,日本天皇准备宣布无条件投降,外界普遍以为民族抵抗的大幕落下。但在重庆官邸,蒋介石清楚:战后中国走哪条路,比打完仗更棘手。国统区通货膨胀、民主党派议论沸反盈天,美国和苏联的电报也一封接一封——“避免内战”成了中外舆论的合唱。蒋若不先声夺人,局势就会失控。
于是,他决定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对外,他宣称这是“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必须避免;对内,他却让军统密议两套方案:其一,若共方不来,立即舆论围剿;其二,若毛到重庆,则重点围绕“软禁、逼签”做足文章。有人当场提议“干脆除掉”。蒋沉吟片刻摇头:杀一时痛快,却失天下人心。
不能不说,他想得很细。首先是国际压力。苏联红军在东北尚未撤离,美国又在促成国共合作,他若让谈判代表出事,不仅华府翻脸,莫斯科也会借机做文章。其次是国内民意。当年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仍被他扣押,西南知识界对此颇有怨言,如果毛再出事,重庆街头的“倒蒋”标语分分钟就会刷满墙。
毛泽东也看得透。延安延长油灯下,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围坐商量,各自言辞谨慎却表情严肃。有人担心重庆是鸿门宴,毛却摆摆手:“不去,蒋能把我们说成躲避和平;去了,他不敢胡来。”一句话定下基调。为了给对方出难题,他特意让《新华日报》提前在渝披露张学良被扣押、叶挺下落不明的细节,舆论压力瞬间转回到国民党。
蒋介石急了,立刻召见警备司令部,命令宪兵二十师昼夜巡逻,又把戴笠叫到书房,“谁敢动毛——格杀勿论!”那晚,他甚至罕见地把命令抄进手令簿,以免日后谁来追责时,有迹可循。对外他在扮演好客东道主,对内则时时提醒军统“只许周旋,不许越线”。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登上美机,从延安直飞重庆。机场上,孙科、张治中列队迎接,戴笠悄悄跟在最后,眼神如鹰般扫视四周,防止任何不速之客。坊间传言,只要毛走下舷梯的一刻没事,戴笠才算保住饭碗。
此后的43天里,谈判桌成为针尖对麦芒的舞台。蒋在日记里罗列“共党十一罪”——“另立政权”“破坏统一”等等,刻意要在法理上占据高地。毛却反问:“你我若无合作,救亡何来?抗战谁扛?”据陪席人员回忆,蒋一时语塞,手指轻敲桌面,强作镇定。
蒋确曾动过扣留毛的念头。十月初,他让警卫处起草预案:若毛拒签停战方案,即“礼送”至溪口“休养”。然而方案在军统会议上遭否,大多幕僚认为这招既失信用又引外患,得不偿失。蒋踌躇多日,最终按下不表。10月10日《双十协定》终于签署,看似烟消雨霾,实则暗流翻涌。
谈判桌刚散墨,后院已调兵。蒋命令胡宗南固守西北,何应钦坐镇南京,阎锡山暗中扩编晋绥军。他心里盘算:一旦美援到位、东北换防,便以“清剿匪患”名义全面动手。1946年6月,第一枪在中原响起,《双十协定》成了废纸。美制M1步枪、C–47运输机源源不断,蒋自认筹码充足。
但战场是最诚实的考官。三大战役里的溃败,不仅折损兵员,也扯下国民党“拥兵自重、鱼肉乡里”的遮羞布。前线士兵吃糠咽菜,后方高官却在上海外滩夜夜笙歌,军心动摇由此而来。毛一路从防御到反攻,解放军通过土改吸收巨大民众资源,“小米加步枪”愈战愈勇。
1949年4月21日午夜,长江两岸炮声轰鸣,钟山脚下的南京城灯火闪烁。当天清晨,蒋介石在台北寓所接到电报,“总统府已撤离”。他沉默良久,放下手中菸斗,回忆起四年前那句“格杀勿论”。彼时,他以为自己掌握主动;此刻,他明白真正勒住他的是民心、是形势,而不是戴笠的手枪。
如果没有那道“严令”,毛泽东也许不会踏上渝中半岛;若没有毛的从容赴会,舆论焦点可能转向另一条轨道。一道杀令,一趟远行,看似生死对峙,实际折射的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国共两党斗争技巧、国际力量制衡、民众情绪起伏,共同塑造了那段难解的历史拐点。
今天回读档案,我们依旧能体会到那句“格杀勿论”背后的矛盾心理:既要摆出强硬姿态,又不得不顾全局面。蒋介石的算盘精,却精不过时代;毛泽东的胆魄大,却更得民意支持。胜负分明,并非只在兵锋交错的战场,也在一次谈判、一纸令下、一呼一吸之间。
更新时间:202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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