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秘书提醒周总理刘亚楼病危是否看望，总理：我不会再去看他

“我不会再去看他了。”

1965年，刘亚楼将军病危，周总理在去看望过他一次之后，却说出了这样一句有些“绝情”的话。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周总理和刘亚楼之间还有什么“恩怨”吗？

其实，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就知道，这句听起来好像“狠心”的话， 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两位革命战友半生的惺惺相惜。

1910年，刘亚楼出生在福建武平，家里本就贫苦，谁知道他刚刚出生后，母亲又撒手人寰了。父亲实在无力抚养，只好将他过继给同姓的人家。

那时的农村里，温饱都是奢望，可养父见孩子天资聪颖，咬着牙节衣缩食，愣是把他送进了私塾，又供他读了崇德小学。

谁也想不到，这个踩着泥巴、靠着百家饭长大的农家娃，日后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成为撑起中国蓝天的第一人。

1926年，刘亚楼考进了长汀省立第七中学，后因家境窘迫辍学回乡教书，在校长刘克模的引导下接触进步思想。

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闽西的山野间早已燃起革命的星火。

1929年，19岁的刘振东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参加工农红军，从闽西游击队的班长做起，凭着胆大心细、作战勇猛，得了个“精灵兵”的美称，短短1年时间，就从班长升任营长兼政委，在烽火中快速成长。

土地革命时期，刘亚楼跟着红军南征北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2年，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临时中央让周总理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当时还是基层指挥员的刘亚楼，最初因拥戴毛主席，对这位新上司颇有抵触。

可当周总理在誓师大会上，结合历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清晰分析战局、提出“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的战术时，刘亚楼心中的抵触瞬间化作钦佩。

他这才明白，这位温文尔雅的首长，心中装着最清晰的战场谋略。

1933年2月，中央制定“猛攻城防、先攻南丰”的计划，刘亚楼率红十一师连攻几天，伤亡惨重却久攻不下。

他心急如焚，直言上书要求改变战术，恰逢视察部队的周总理、朱德、刘伯承等人到来，刘亚楼当面陈词，分析南丰城防坚固、敌军死守待援的实际情况，建议“撤出南丰、伺机歼敌”。

周总理听罢深以为然，当即调整作战部署，而刘亚楼也不负所望，带领部队在黄陂、草台岗打出两次漂亮的大兵团伏击战，歼灭敌军一万余人，让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彻底破产。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痛斥陈诚：“此次挫败，凄惨异常，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隐痛。”

也是在这段时间，刘亚楼展现出了不计个人得失的胸襟。

他曾从师政委调任团政委，明着是降职，可周总理问他想法时，他敞亮地说：“不管是师还是团，都是红军的部队，战士不少，工作不变，我没意见。”

这份“只图革命发展，不计个人名利”的格局，让周总理感慨不已，而刘亚楼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将红五团带成了全军闻名的“模范红五团”，周总理亲自主持升旗仪式，夸赞红五团是“全军的模范”。

长征路上，刘亚楼更是成了红军的“开路先锋”。

时任红二师政委的他，与师长陈光率部走在中央红军最前面，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每一场硬仗、险仗，都有他的身影。

强渡乌江时，江水湍急，敌军重兵把守，刘亚楼带着突击队顶着枪林弹雨架浮桥，硬是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飞夺泸定桥时，他率部昼夜奔袭240里，打退敌军数次反扑，为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扫清障碍。

毛主席后来回忆长征，总说：“开路是二师，殿后也是二师，刘亚楼这员猛将，信得过。”

1936年，刘亚楼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后升任教育长。

1938年，毛主席亲自点将，让他前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是刘伯承、左权的母校，是苏军的将帅摇篮。

临行前，毛主席嘱咐他：“多学军事，少学政治，还要让苏联和共产国际真正了解中国的革命形势。”

刘亚楼记在心里，到了苏联后，从零开始学俄语，补习数理化，钻研现代军事理论，硬是在短时间内跟上了课程。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和其他中国学员一起加入苏军参战，在实战中积累了现代化作战的经验。

这段苏联经历，险些让他丢了性命。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刘亚楼担任苏军参谋，负责传达作战命令。

一次，他按苏军总参谋部要求，通知空军轰炸某个高地的时间，可地面部队却提前十分钟攻占了高地，空军的轰炸导致苏军误伤，一队红军不由分说将刘亚楼关入禁闭室，甚至扬言要就地枪决。

情急之下，刘亚楼给毛主席写下遗书，毛主席得知后心急如焚，一面要求苏联彻查，一面要求将刘亚楼转交中方。

最终，苏军在报务员的记录中找到刘亚楼传达命令的原始记录，证明他只是执行命令，这场无妄之灾才得以化解，而刘亚楼也因此更懂现代化作战中“令行禁止、精准传达”的重要性，为后来组建空军埋下伏笔。

1945年，刘亚楼回到祖国，奔赴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航空学校校长。

当时的东北，有日军遗留的飞机和航校设备，这是中国空军的最初火种，刘亚楼一边协助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战争，一边打理航校，培养航空人才，为日后组建空军积累了宝贵的家底。

平津战役中，刘亚楼迎来了军事生涯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中央军委原定“先打两头、后打中间”的战略，计划先攻塘沽和新保安，可刘亚楼实地勘察后发现，塘沽地势低洼，河网密布，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天津城防虽坚固，但敌军兵力分散，便于集中兵力攻克。

他连夜起草电报，向中央建议先打天津，这份“敢向中央提不同意见”的勇气，源于他对战场的精准判断。毛主席和周总理看后当即批准，任命刘亚楼为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给他34万大军，让他放手去打。

刘亚楼立下军令状：30小时内拿下天津。

他制定“东西对打、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战术。总攻开始后，34万大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猛攻天津，仅仅29小时，便全歼天津守军13万人，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创下了解放军城市攻坚战的经典战例。

这场胜利，不仅切断了傅作义的退路，更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周总理得知后，连声称赞：“打天津是一招妙棋，能将傅作义的军，亚楼这员将，没白培养。”

天津解放后不久，新中国成立在即，组建人民空军被提上日程。当时的中国，空军基础为零，没有飞机，没有飞行员，没有完整的训练体系，而国民党的飞机还在不断轰炸上海、福州等城市，组建空军迫在眉睫。

选谁当空军司令员？毛主席和周总理不约而同想到了刘亚楼。

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懂现代化军事，留苏多年懂俄语，能和苏联方面顺畅沟通，还担任过东北航校校长，懂航空业务，更重要的是，他敢打敢拼、雷厉风行，能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闯出一条路。

接到任命时，刘亚楼还曾推辞：“主席，总理，我一辈子搞陆军，不懂空军，怕干不好。”毛主席笑着说：“你懂我军传统，又在苏联学过军事，俄语讲得好，边干边学，肯定行。”

周总理也找他谈话，把组建空军的重任交到他手上，刘亚楼不再推辞，一句“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扛起了撑起中国蓝天的重担。

1949年，刘亚楼跟随周总理访苏，商谈苏联帮助中国组建空军的事宜。出发前，他的妻子翟云英想一同前往。

翟云英的母亲是俄罗斯人，她的舅舅在苏联，多年失散，想借此机会寻亲，就连丈母娘安娜也亲自来找刘亚楼，这是她第一次向女婿提请求。

可刘亚楼一口拒绝：“公是公，私是私，此次访苏是为了国家大事，寻亲的事以后再说。”

这件事被周总理知道后，特意安排代表团增加翟云英的名额，他对刘亚楼说：“为国操劳，也不能不顾及家人，让云英一起去，顺便寻亲，也是人之常情。”

周总理的细心，让刘亚楼倍感温暖，而他也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在苏联期间，与苏方反复商谈，敲定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航校、派遣专家、出售飞机的各项事宜，为中国空军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苏联回国后，刘亚楼开启了“白手起家建空军”的征程。

他提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把陆军中的优秀指战员选调过来，改学航空；他打破国际惯例，创造“速成训练法”：国际上培养一名合格飞行员需要两三年，而刘亚楼说：

“美国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等不起，必须一年内让飞机上天作战。”

他亲自选址，在哈尔滨、长春、锦州等地建立 7 所航空学校，亲自审定教学大纲，手把手培养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1950年6月，中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正式组建，可仅仅一周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的飞机在朝鲜上空横行，彭老总在会议上打趣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我们等着你的空军呢。”刘亚楼临危受命，让年轻的中国空军入朝参战。

1951年1月21日，空四师二十八大队首次出战，便击伤美军F-84战机一架；23日和29日，又击落、击伤美机各一架，自己无一损失。

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在战场上亮相，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在政务院会议上高兴地说：“这杯酒，我要替亚楼喝！”

在朝鲜战场上，刘亚楼指挥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威风，涌现出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一批空战英雄，张积慧更是击落了美军远东空军“头号王牌”戴维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力量。

从1949年到1964年，15年间，刘亚楼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空军建设上，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把中国空军打造成了一支训练有素、能打硬仗的现代化部队，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三的空中力量。

可常年的超负荷工作，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1964年，刘亚楼出访罗马尼亚归来后，身体出现不适，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痛心疾首，当即做出指示：

第一，动用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第二，病情对刘亚楼本人、家属和部队一律保密，怕他知道后执意工作，加重病情；第三，国外有治疗肝癌的特效药，不管花多少钱，都要通过外交途径买来。

彼时的中国，经济还很困难，可周总理为了抢救刘亚楼，不惜一切代价，每天都要查看他的病情报告，甚至细致到每天的体温、饮食。

可刘亚楼天生是个闲不住的人，即便躺在病床上，也放不下空军的工作，护士给他打点滴，他就举着空军作战图看；得知空军击落美军U-2侦察机的消息，他激动得从病床上一下就起来了，不顾医生劝阻，非要了解详细战况，结果导致肝破裂渗血，病服都被鲜血染红。

1965年4月，周总理亲自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刘亚楼。

得知总理要来，刘亚楼不顾病痛，让护士帮他刮胡子、擦脸，强撑着穿上笔挺的上将军装，非要在病房门口迎接。

周总理看到摇摇欲坠却依旧站得笔直的刘亚楼，眼泪差点掉下来，快步上前扶住他，责怪道：“亚楼啊，你这是干什么，病成这样，躺着就好，何必折腾。”

那次见面，两人聊了很久，周总理劝他安心养病，不要再想工作，刘亚楼点头答应，可周总理走时，他又执意要送，一直送到楼梯口，看着总理的车远去，才被护士扶回病房。

这次送别，让刘亚楼感染了风寒，病情急剧加重，而周总理也因此心生愧疚，他知道，刘亚楼性子刚强，只要自己去看他，他就一定会强撑着讲礼数、守规矩。

这是在耗他的命，所以才有了那句“我不会再去看他了”。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年仅55岁。弥留之际，他对护士说：“这几天你们就不用忙了，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

刘亚楼病逝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正在主持外事活动，送走外宾后，他拿着空军送来的讣告，在西花厅的院子里走了很久很久，一言不发。

在审定刘亚楼的悼词时，周总理亲自提笔，将“杰出的空军指挥员”改为“人民空军的主要创建者”，这是对刘亚楼一生功绩的最高肯定。

后来举行刘亚楼公祭大会的时候，周总理也说过：“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道尽了周总理对这位战友深深的惋惜与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