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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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的计划生育

一

一九八二年，距今已四十三年。那时我还在上初中，少不更事，尚未真正踏入社会。因此，我并未亲历那一年的计划生育运动。如今所写下的，不过是从资料中查证、从旁人口中听闻，再拼凑些零碎记忆而成的片段。只是随着年岁渐长、时代变迁，对许多事情有了新的体悟与反思。

二

不少人将计划生育政策的源头归于马寅初先生的倡导。事实上，马先生是在《新人口论》中提出了控制人口的观点，并因此遭到批判，甚至失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这位从旧时代走来的学者，尽管自己育有八个子女，却能超越个人与时代的局限，提出如此前瞻的人口理论，实属不易。可惜的是，当他的主张最终被写入宪法之时，他已与世长辞，未能亲眼见证自己的理论成为现实。

三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的根本依据，是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将阻碍经济发展。我始终不解的是，为何在封建时代、战乱频仍的民国那样经济滞后的时期，尚能养活众多人口，而到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新时代，反而无法承受？政策的初衷或许是担忧一些家庭无力抚养多个子女，于是以法律形式限制生育。

四

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后，落实政策的重担落在了基层干部肩上。八二年的执行力度尤为猛烈。在我的家乡，原则上凡是已有两个或以上子女的夫妇，均须接受绝育手术，民间俗称“结扎”。有些地区对没有男孩的“纯女户”网开一面。对于这种政策执行上的差异，老百姓大多理解——乡里乡亲，谁也不愿让一个家庭“绝户”，这仿佛是人心深处的一种底线与慈悲。

五

除了大规模的结扎运动，引流产也是计划生育中的重要一环。人人享有生育权，但这一权利必须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有时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偏差。上级下达引流产指标，乡镇按任务完成，村一级则往往采取“土办法”——按胎次高低或是否属于“纯女户”来决定。无论如何，目标总是完成任务。

七

曾听过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某次乡里开计划生育大会，领导要求各村支书当场上报无证怀孕名单，否则就办他们的“学习班”。一位支书情急之下报上了自家儿媳的名字。旁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别人家的事我哪清楚？报了不是找骂吗？”再问：“那你儿媳真去引流产了？”他答：“我先脱身回来，不耽误喝酒，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八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各级专门机构相继设立，专项资金也随之到位。从八二年起，计划生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直至2016年政策方向发生根本转变。如今又近十年过去，关于计划生育的话题虽渐行渐远，但每每提起，仍令人感慨万千。社会在进步，时代不停步。发展中的问题，终须在发展中解决。对于那些难以理解的历史片段，或许只有“与时俱进”四字可以诠释。过去已成过去，唯有把握当下，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