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皇登基，特朗普喜出望外，教皇改选背后的政治博弈

罗马天主教会（天主教）作为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在全世界拥有超过14亿信徒，在西方各国的政治、文化等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25年4月21日，在接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后的第二天，天主教第266任教皇方济各突然离世。

全球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25万信徒出席了教皇方济各的葬礼。梵蒂冈也成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首次正式出访目的地。

教皇方济各的葬礼

特朗普梵蒂冈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争取出现一位美国教皇制造声势。特朗普政府对本次教皇选举的重视，与他的政治路线密不可分。

二战结束以后，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右翼保守派路线，认为世俗社会的新思潮会侵蚀天主教的根基，教会应该设法抵制外部的影响，坚守传统价值；另一条是左翼进步派路线，认为教会应该与时俱进，对世俗社会出现的新议题持开放态度。

教皇方济各便是左翼路线的典型代表，他在气候、LGBT、移民等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

而美国受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一直是天主教保守派力量的大本营。

在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进步派非常善于制造新的文化议题，不断推出环保、女权、少数族裔、LGBT权利等社会议题，主导了美国的文化界和舆论场。共和党只能依靠基督教传统价值观作为最后的思想堡垒。

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吸引到了大量美国基督教团体的支持。许多宗教头目甚至将特朗普包装成上帝选中的国王，为其争取选票。

方济各的逝世无疑是天主教内部左翼力量的一次重大损失，并为保守派势力的崛起制造了良机。

如果梵蒂冈出现一位保守的美国教皇，无疑将会为特朗普的“赢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第一章 天主教分歧

1962年10月11日，2400名天主教领袖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准备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他们即将讨论一个对天主教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天主教的传统如何应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梵蒂冈大公会议是由全体主教参加的世界性最高教务会议，一般在讨论具有重大影响的议题时才会召开。上一次会议发生在1869年，由教皇庇护九世发起。当时，为了加强教会的权威，会议批判了欧洲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并通过了载有教皇“永无谬误”条款的宪章。

然而，这种保守性做法引起了天主教会的分裂。来自法国和奥地利的一些主教和神职人员明确反对会议的结论，甚至宣布脱离罗马教廷。

时隔93年，现代社会的变化更加迅速，时任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决定重启梵蒂冈大公会议，史称梵二会议。这是整个天主教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多、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会议。

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认为，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教会必须打开窗户与外部对话，教会的礼仪也需要适应不同地区的本土文化。

大会从1962年到1965年共举办了四期，历经两任教皇才宣告结束。

梵二会议的召开，是天主教现代革新运动的开端。会后，罗马天主教会决定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不仅表示愿意与其他宗教和解，还认同天主教的传统应该与各国的本土文化相容。

此后，天主教内主张革新的进步派成为了主流。

从梵二会议召开到现在，除了教皇方济各，梵蒂冈一共选出了4任教皇。他们都参与了这次会议，并且其中的三人被视为进步派的成员，奠定了此后几十年天主教内的思想基调。

梵二会议的成果得到了西方自由派的盛赞，认为这是清除教会内部封建主义的一次彻底革新。

不过，会后天主教会的急剧变化也导致了保守派人士的不安。他们认为教会正在走向“自我破坏”，导致了深层的“信仰危机”。

这种不安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60-7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等社会思潮不断兴起，冲击着美国传统的基督教势力。

60-7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

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中裁定，公立学校组织祈祷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必须停止。

1970年，美国国税局（IRS）以存在种族隔离为由，撤销了部分基督教学校的免税资格。

1973年，最高法院又通过罗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权的合法化。

面对这些社会冲击，美国的基督教势力产生了紧迫的危机感，更加地趋向保守化。梵二会议之后，美国的保守派天主教群体与本土福音派一起形成了基督教右翼的政治势力，试图抵制世俗社会对宗教的侵蚀。

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竞争也让两种文化之间的斗争充满了政治意味。

1979年，以杰瑞·法维尔牧师（Jerry Falwell）为首的原教旨主义者发起了名为“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运动，号召基督徒从世俗派手中夺回国家的控制权。

1987 年法威尔在保守党政治会议上介绍里根总统

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凭借着小政府、反堕胎等承诺，得到了三分之二的白人福音派选民以及一半以上天主教徒的支持，在当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

此后，以福音派以及天主教保守派为主的基督教右翼与共和党形成了坚定的政治同盟，跟民主党主导的多元进步主义文化议程相对抗，奠定了此后40年美国社会的文化格局。

尽管美国成为了宗教保守派的大本营，但从整体上看，受梵二会议的影响，天主教在此后的60年间依然是以“革新入世”为主流思想，刚刚去世的方济各教皇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第二章 左翼教皇

梵二会议召开后，受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20世纪60-80年代被称为拉丁美洲的白色恐怖时期。在美国中情局的秘密支持下，巴西、智利、乌拉圭、阿根廷等国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由接连发生军事政变，并实行了严酷的军政府统治。

在这样一种动荡的环境中，基督教神学和共产主义思想奇妙地汇集在了一起，兴起了一种名为解放神学的宗教运动。

一批来自巴西、阿根廷等国的主教，认为教会应当与穷人站在一起，消灭社会不公正，号召信徒遵循上帝的律令，积极投身到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解放斗争中去。他们将圣经、资本论和冲锋枪结合在了一起，用游击战对抗右翼军政府的统治。

玻利维亚总统赠送教皇一个特殊的十字架

阿根廷人豪尔赫·马略·贝尔戈里奥，也就是后来的教皇方济各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拉美神职人员。

1952年，只有16岁的贝尔戈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在一次教堂的告解活动中感受到了精神指引，从此立志成为一名神父。

不过，迫于生活压力，他不得不一边在酒吧担任保镖、清洁工，一边学习文化知识。获得化学技术员的文凭之后，贝尔戈里奥在一家工厂的食品部门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

在那里，贝尔戈里奥遇到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上司艾丝特（Esther Ballestrino）。由此，贝尔戈里奥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艾丝特

1958年，贝尔戈里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入了当地的一家天主教耶稣会，以新手的身份进入神学院学习。经过十几年“精神和肉体”的训练，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耶稣会士和神学教授。

1973年，贝尔戈里奥晋升为耶稣会阿根廷教省的会长，负责管理阿根廷及乌拉圭的耶稣会事务。

三年后，阿根廷的右翼军官发动政变，在掌权之后立刻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者以及解放神学游击队员的迫害。

贝尔戈里奥虽然明面上没有公开反对军政府，但是他帮助了曾经的上司艾丝特藏匿马列主义书籍，并通过教会网络将100多名受到迫害的反对者逃往巴西。

这段经历对贝尔戈里奥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始终坚持宗教应该积极关注社会问题，天主教的教义应该与时俱进。

2013年2月28日，经过5轮投票，贝尔戈里奥被选为天主教第266任教皇，称号为“方济各”，成为天主教历史上首位出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教皇以及1200年来首位非欧洲出身的教皇。

方济各担任教皇期间，除了在气候、移民、性少数群体等议题方面持宽容的态度，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做出了许多努力。

2015年5月，梵蒂冈与巴勒斯坦签署条约，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

同一年7月，在历经18个月的秘密谈判后，教皇方济各作为调解人和担保人，推动美国解除了对古巴的一部分制裁。

教皇方济各与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会晤

在此期间，美国由于受到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财政状况逐渐恶化，总统奥巴马推行医疗改革的计划也受到阻碍，民主党只能更加依赖堕胎、少数族裔权利、LGBT等身份政治议题来争取选民。

这导致美国的基督教保守派不仅在政治上更加反对民主党，而且对共和党建制派在抵制进步主义文化议程上的无能感到愤怒。

在基督教保守派群体看来，这些激进的左翼价值观正在侵蚀基督教的文化根基，导致了美国信仰的衰退。

而特朗普的出现，正好迎合了美国基督教保守派在文化上对民主党进行反攻清算的需求。美国出现的这股右翼保守主义思潮，还反过来影响到了天主教内部两种力量的对比。

第三章 保守的神国

新教、天主教，再加上主要在东欧和俄罗斯流行的东正教，构成了基督教的三大主要分支。

在美国3.3亿的总人口中，7成左右认为自己是某种形式的基督徒。其中，最大群体是属于新教的基督教福音派，其下派系众多难以统计，估计占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次是罗马天主教徒，大约占人口五分之一。

基督教中的新教，主要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反对罗马教廷垄断圣经解释权而产生的众多流派。单从名字上看，它的教义似乎应该更具有革新性。

但实际上，由于新教反对罗马教廷的权威，它们中的大多数更加依赖圣经的文本，因而更加贴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尤其是在美国流行的基督教福音派在教义方面更加保守。

相比之下，在梵二会议之后，受罗马教廷的影响，美国的天主教信徒反而在各种社会议题上更加开放。迄今为止，美国的当选总统中有过两位天主教徒——肯尼迪和拜登都是民主党人。

不过，受美国激进左翼文化议程的刺激，美国的天主教高层也出现了许多倾向于正统教义的保守派领袖，甚至还产生了一些类似原教旨主义的激进保守团体，与共和党的MAGA团体形成了合流。

MAGA

美国主教雷蒙德·伯克（Raymond Leo Burke）便是天主教会内部的保守派领袖。他经常与教皇方济各发生冲突，强烈反对罗马教廷在LGBT、堕胎、安乐死等问题上的宽容态度。

一些天主教学者公开指责伯克信奉“美国主义”的异端邪说，违背了教皇的命令。伯克主教与教皇方济各之间的公开冲突，将梵蒂冈进步派和美国保守派之间的深刻矛盾暴露了出来。

两人对于特朗普的态度也截然相反。

特朗普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之后，伯克主教对其表达了公开支持。2017年，伯克表示，特朗普的成功当选是反堕胎事业的胜利。

而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也不负基督教保守派的期望，任命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颠覆了最高法院在堕胎上的态度，导致罗诉韦德案最终被推翻。

特朗普在白宫与保守派福音派神职人员支持者会面

教皇方济各在世时则经常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尤其是在其大规模驱逐移民的政策上。2023年，教皇方济各甚至公开批评美国的天主教会是反动的，称他们在某些方面用意识形态取代了信仰。

对于共和党来说，基督教保守文化是美国内部为数不多能够对抗民主党进步主义议程的思想资源。因此，基督教福音派和天主教保守派就成了特拉普不可忽视的争取对象。万斯早在2019年就皈依了天主教，如今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天主教副总统。

但是，一个进步派的教皇，显然不符合特朗普集团的利益。

如今，梵蒂冈神位的空缺，对于特朗普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出访梵蒂冈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出现一位保守的美国教皇铺路。

5月8日，梵蒂冈传来消息，美国枢机主教罗伯特·普雷沃斯特当选第267任教皇，称为利奥十四世，是天主教历史上首位美国教皇。

罗伯特·普雷沃斯特

这位普雷沃斯特是一名注册共和党人，不过在天主教会内被视为温和派或中间派，在移民政策上反对过特朗普。这虽然不是特朗普最中意的教皇人选，但并不妨碍特朗普将它看作自己的又一次“大赢”。

面对当前内外交困的局面，能够为美国的信徒提供情绪价值，以赢待变，已经是特朗普当前为数不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