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下岗潮杨成武将军直言：让下岗工人自生自灭，我心里不同意

1995年初冬，北京宣武门外的寒风割面。一群刚从首钢领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的工人围在小煤炉旁取暖，40多岁的老车工张师傅闷声嘟囔：“咱们算完了，没人管。”旁边有人应了一句：“自生自灭呗。”这句带着苦涩的牢骚，很快被北风吹散，却正巧被来京开会的促老协会工作人员听见。几天后，这句话被带进了西城区三里河南的一间会议室，坐在主位的杨成武上将闻言沉默片刻，眉头一皱：“让过去为国家流汗流血的工人自生自灭，我心里不同意。”

对许多人来说，杨成武的名字与百团大战、东山岛炮声紧紧相连；然而到1993年，他已从戎五十余载，转而担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换了一身便装，这位72岁的老将依旧日程排得密不透风。刚上任不久，他给秘书定下规矩：文件简短，数字准确，有问题必须去现场看。于是，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延安一路到大别山，三年跑遍了二十余处老区。

1993年暮秋在赣南，地方干部向他汇报，“青壮年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子，集体经济空心化”，杨成武立刻追问：“当地有无退伍老兵？有多少下岗工人回乡？”统计数字一出，他用铅笔圈了好几道红线：“老区减贫，不光是修路搭桥，还得让这些老工人重新顶上岗位，技术不能荒废。”

在随后的全国老区经济调研会上，他第一次把“下岗潮”与老区振兴并列提出，主张把有经验的产业工人优先安排到开发性项目中。会上有同志提醒，“改制刚起步，各地顾得上自己就不错，还谈不上支援。”将军沉声回答，“当年打仗，子弹都捉襟见肘，照样想办法；今天说没钱没政策，就该我们想办法。”

说干就干。1994年春，他和协会几位副会长联络轻工部，为湖南汝城老区争取了一条年产千吨的木地板生产线，限定条件只有一条：优先录用本地下岗职工。项目投产那天，车间里一片鞭炮声，十五名原株州化纤厂的技术工重新戴上工作证，笑得像过年。

有意思的是，杨成武对“宣传”二字有着近乎固执的热情。“打仗靠群众，建设更离不开群众。”1994年夏，他在延安窑洞里同当地宣传干事座谈，甚至亲自修改中波短波并行的广播稿，把“下岗工友回乡创业”作为主打栏目。三个月后，延安老区出现第一批由返乡工人自筹、政府贴息的小机械厂，解决了数百人的饭碗问题。

1996年6月，山西吕梁高温炙烤。杨成武拖着刚出院的身体，越过塌方的山路去看望石楼县的抗战老兵。当地干部汇报：“人缺水，更缺钱。”他说：“水是生命线，钱咱们来想。”回京第二天，他拍板组建“吕梁旱区水窖专项小组”，自己带头捐了三万元。短短半年，老区群众家门前挖满石砌水窖，一场秋雨过后，一窖窖山泉解决了两万余人的饮水难。

这一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下岗人数陡增。杨成武在协会月度例会上再次强调：“企业转换机制不是撂担子。厂子难，工人更难，我们要帮他们找到新阵地。”协会随后与多所技校签订合作协议，为40岁上下的下岗工人开设短期培训，电工、焊工、农机维修等九个专业轮番上马。结业晚会上，来自武汉的女工胡玉芝握着证书哽咽着说：“多活一技，心里就亮堂。”

不得不说，将军的身体被日日奔波拖得越来越差。1997年春，他在广州考察时突发高烧，医生劝留院观察。他却让秘书把老区经济数据带到病房，一页页审看，“趁脑子还清楚，抓紧办。”护士悄声嘀咕：“这位老爷子心可真硬。”同室病友笑答：“那是铁军的底子。”

岁月没有因为他的倔强而停步。1998年初，中央有关部门在国企改制座谈会上引用了促老协会的调研报告，明确提出“对有专业技能的下岗工人要优先吸收进入新兴企业与欠发达地区建设”。消息传到三里河南，杨成武抬头看着窗外的冷雨，点了点头，却只说了一句：“还得继续跑。”

一生披风沐雨，刀光与寂寞都尝过。战争年代，他守住故土；和平时期，他守住工人和老区。2004年10月14日清晨，杨成武在北京逝世。后事一切从简，遵照遗愿，花圈费用全部捐给老区教育基金。消息传到山西、赣南、延安，一封封落款“下岗工友”的挽联寄到北京，字迹或粗或细，却共同写着八个字：“不让工人自生自灭。”

多年后，当年在首钢炉台旁叹气的张师傅已成民营铸件厂的班组长。有人问他：“那时最难熬的日子怎么挺过来的？”老工人拍拍胸口：“有人替咱们说过话，心不散，劲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