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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如梦

编辑丨小吕

最近《联合早报》上纪赟和甄鹏关于“日本平民战争罪责”的争论火了，其实核心就一个问题：二战时那些没直接拿枪的日本人，到底该不该为战争负责？

这事法律有法律的说法，道德有道德的评判，老百姓心里还有本情感账，今天咱们就掰开揉碎了聊聊。

先说法律怎么看，1946到1948年的远东军事法庭早就给过答案：只有策划战争的甲级战犯、直接施暴的乙级丙级战犯才算有罪，普通老百姓不在追责范围内。

为啥？因为法律讲的是“犯罪意图”和“直接行为”，你总不能说一个在兵工厂拧螺丝的工人，跟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同罪吧？

但法律上无罪，不代表道德上就没责任，这就牵扯到一个更绕的话题，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到底该咋评价？

“平庸之恶”：当服从成为一种罪

1956年有部叫《夜与雾》的纪录片，里面纳粹军官辩护时老说“我只是奉命行事”。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看完就提出个“平庸之恶”的概念：就算你没亲手杀人，光是闭着眼服从恶的制度，也是一种伦理犯罪，放到二战时的日本，这事儿更典型。

那时候的“皇国教育”把人都教“傻”了，小学生光着膀子搞体能训练，天天喊“为天皇尽忠”，神风特攻队被说成“英雄”。

你说这些被洗脑的平民是坏人吗？更像是被国家机器操控的木偶，但问题是，当木偶久了，连反抗的念头都没了，这算不算一种“不反抗的共谋”？

好在战后盟军没客气，1947年直接推出《教育基本法》，把“天皇崇拜”连根拔了，改成“和平主义”“尊重人格”。

现在日本课本里看不到军国主义那套了，这就是从根上切断平民盲从的土壤。

但教育能改，心里的疙瘩没那么好解，尤其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情感上接受日本平民的“受害者”身份，太难了。

从银幕到现实：为何我们难共情日本平民的苦难

1988年吉卜力出了部《萤火虫之墓》，讲东京大轰炸后兄妹俩饿死的故事，日本人看了哭一片，中国观众却大多不买账。

我读博时在课堂上看这片，心里特别拧巴：1945年3月美军轰炸东京确实死了10万人，孩子是无辜的，但南京大屠杀30万平民的命就不是命了？

为啥日本老拍自己挨炸多惨，对南京的事却轻描淡写？这种情感抵触，本质是民族创伤记忆在作祟，你加害者先把欠的账算清楚，再来谈自己的苦，不然谁听得进去？

黑泽明1991年拍的《八月狂想曲》更典型，长崎原爆幸存者奶奶在暴风雨里疯疯癫癫，日美混血孙子来寻亲，满屏都是“原爆受害者”的悲情，可对为啥会挨原子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半个字不提。

中国观众能共鸣才怪，就像你打了人，自己手也疼，然后天天喊手疼，却不提打人这回事，这不是耍流氓吗？

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老百姓，社会心理学里有个“内群体偏爱”理论，简单说就是人天生更心疼自己人。

咱们看《南京！南京！》会哭，看日本原爆电影没感觉，就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权重不一样。

但话说回来，德国战后反思就比日本彻底，1970年代那批年轻人主动翻出父母辈“沉默”的黑历史，中小学必修大屠杀教育，这种“罪责文化”让德国老百姓真正从心里认错了。

说到底，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就是道三重选择题：法律上，他们大多无罪，伦理上，盲从的代价得认，情感上，受害者家属的抵触也该理解。

现在吵这个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想搞明白：普通人怎么才能在极端环境下守住底线？教育怎么才能让人不变成“听话的木偶”？只有把这些想透了，才能真的避免战争重演。

毕竟，和平这东西，从来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用脑子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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