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卢浮宫的长廊里，数千件文物在灯光下静静陈列，其中一组来自伊朗的珍宝格外引人注目。

它们镌刻着波斯文明的千年荣光，却为何远离故土，在异国展厅中承载着难以言说的沉重？

从殖民时代的悄然外流，到如今伊朗数十年的跨国追索，这场围绕文物展开的博弈，早已超越器物本身。

文物追索的国际坐标

近年来，一股文物追索的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涌动，希腊持续向大英博物馆追讨帕特农神庙石雕。

土耳其要求欧美博物馆归还安纳托利亚文明遗存，柬埔寨也为吴哥窟文物的回归不断奔走。

在这场跨越国界的行动中，伊朗的身影同样坚定，其对卢浮宫馆藏文物的追索，并非孤立的主权诉求，而是与多国共同构成了反思殖民历史、重构文化遗产秩序的重要力量。

仅伊朗一国，散落在欧美博物馆的历史文化遗存便数以万计，这些文物涵盖了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青铜礼器到萨法维王朝的艺术画作，几乎贯穿伊朗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

它们的流失，不仅是伊朗的文化损失，更打破了全球文化遗产的均衡分布。

如今伊朗的追索行动，每向前一步，都可能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定义文化遗产的归属权，进而影响未来全球博物馆的馆藏伦理与文物流转规则。

2024 年夏季，法国发布的新文物归还指导方针，为这场持续已久的博弈带来了新变量。

尽管政策初期重点聚焦非洲殖民时期流失文物，但条文明确提及 “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展至其他地区”。

这一表述看似模糊，却为伊朗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此前伊朗的追索多依赖历史证据与国际法理。

而法国的政策转向，意味着其可借助东道主国家的制度调整，重新提交追索申请，将个案争议纳入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框架中，为文物回归争取更多现实可能性。

卢浮宫伊朗文物的掠夺印记

走进卢浮宫 “伊斯兰伊朗” 展区，一组色彩明艳的瓷砖总能吸引游客驻足。

这些瓷砖诞生于萨法维王朝与卡扎尔时期，原本是德黑兰古老清真寺墙壁与公共澡堂穹顶的一部分，镶嵌着当地民众的信仰记忆与生活痕迹。

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流转过程充满暴力与非法，在没有获得伊朗官方任何授权的情况下。

这些瓷砖被强行从建筑本体上拆取，经地下走私网络辗转进入法国艺术市场，最终被卢浮宫纳入收藏。

伊朗文化遗产专家曾尖锐指出，这种行为绝非 “合法收藏”，而是赤裸裸的文化掠夺，而它们在卢浮宫的公开展出，更像是对历史伤痕的不当陈列。

比建筑构件流失更令人痛心的，是考古遗址的毁灭性破坏。

2005 年，伊朗洛雷斯坦省发现了卡尔玛卡雷洞穴，洞内藏有大量青铜时代晚期的礼器、陶盘与青铜俑，因文物数量丰富、历史价值极高，被学界誉为 “世界第六大宝库”。

然而，遗址发现的消息尚未引发系统性保护，盗墓者与文物贩子便蜂拥而至，对洞穴进行了疯狂洗劫。

珍贵文物被随意挖掘、倒卖，原始考古层位与文物间的关联信息永久丢失，造成的学术损失难以估量。

更讽刺的是，这批被盗文物中的大量陶瓷与青铜器皿，最终以 “合法购买” 的名义进入卢浮宫等西方博物馆，成为其 “丰富馆藏” 的一部分，延续了殖民时代 “战利品” 的逻辑。

追溯这些文物的外流源头，1895 年是无法绕开的关键节点。

当时法国凭借军事与政治优势，对伊朗卡扎尔王朝施压，不仅攫取了在伊朗全境进行考古发掘的 “专属特权”。

还通过不平等条约规定，所有发掘出土的文物需 “一分为二”，半数直接归属法国。

这一规则看似保留了伊朗的部分权益，实则是强权主导下的制度化掠夺。

法国考古队可优先筛选最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文物，将其源源不断运回国内，为卢浮宫规模化收藏伊朗文物奠定基础。

如今卢浮宫中那些标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入藏” 的伊朗文物，几乎都与这一条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成为殖民历史的沉默证物。

伊朗的追索策略与突破

面对卢浮宫中文物的复杂归属问题，伊朗并未被动等待，而是构建了法律与外交并行的双线追索体系，在数十年的博弈中逐步实现突破。

自 21 世纪初至今，通过这套体系，伊朗已成功从西方博物馆追回逾 3000 件被盗及走私的文物，小到青铜饰件，大到完整的宗教器物，每一件文物的回归都凝聚着多方努力。

目前，仍有 13 起关键文物追索案在推进，既有提交至国际法院的司法诉讼，也有通过外交渠道的密集磋商，形成了持续向法国等国施压的态势。

伊朗组建了专业的文化遗产法律团队，并非盲目诉讼，而是精准援引国际公约作为支撑。

其中，《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 年公约）成为核心依据，该公约明确要求缔约国协助归还非法流出的文化财产。

2014 年比利时法院的裁决便是典型成果， 历经 35 年跨国诉讼，一件被走私至欧洲的伊朗古董最终被判归原主。

这一案例不仅为伊朗赢回了文物，更确立了司法层面的重要参照，证明殖民时期形成的非法文物链条可被依法打破。

2005 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伊朗时，伊朗总统内贾德抓住高层对话契机，当面提出文物追索诉求，希拉克当场承诺 “认真考虑。

这一互动成为两国谈判的重要转折点，让文物问题从 “幕后议题” 走向 “台前对话”。

此外，伊朗还灵活运用施压手段，曾以 “断绝文化交流合作” 为筹码，迫使法国正视诉求。

同时将文物追索与巴列维家族海外资产追回等议题联动，增加谈判权重，在软硬兼施中为文物回归争取更多主动权。

从文化创伤到身份重塑

卢浮宫中的伊朗文物，早已超越 “历史器物” 的范畴，成为殖民文化创伤的具象载体。

殖民时代的文物掠夺，本质是一场文化权力的掠夺， 西方列强将伊朗文物拆解、运输至欧洲。

再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与审美逻辑分类展示，构建出 “西方是文明守护者，东方是被动客体” 的叙事。

这种叙事消解了伊朗作为波斯文明继承者的主体性，将其辉煌历史纳入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使伊朗民众在面对海外文物时，始终背负着文化被割裂的隐痛。

正因如此，伊朗的追索行动从一开始就带着 “重塑文化主权” 的深层目标。

对伊朗而言，追回文物不仅是拿回几件珍宝，更是重新夺回文化解释权与历史叙事权。

每一件文物的回归，都是对殖民叙事的反驳，证明伊朗有能力、有权利守护自身文明遗产。

当 2018 年波斯帝国时期的狮鹫雕像从卢浮宫回到伊朗时，国内引发全民欢庆，民众自发聚集在博物馆外。

见证文物 “回家”，这种情感共鸣恰恰说明，文物回归已成为唤醒民族文化自豪感、凝聚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

如今，法国新文物归还政策中提出的 “文化伙伴关系” 概念，为这场博弈带来了新可能。

尽管该概念暂不涉及所有权转移，但为文物在伊朗与法国间的 “流动展示” 提供了路径,伊朗文物可暂时回到故土展出，让民众近距离感受文明脉络。

这一模式虽非终极解决方案，却为伊朗修复文化创伤、推进文化主权重塑提供了过渡性探索方向，也让这场跨越百年的文物之争，逐渐显现出文明对话的新曙光。

结语

卢浮宫与伊朗的文物之争，是殖民历史遗留问题的缩影，更是全球文化遗产秩序重构的生动注脚。

从暴力掠夺到双线追索，从文化创伤到身份重塑，伊朗的每一步努力，都在推动国际社会正视殖民遗产的影响。

文物的最终归属尚未确定，但这场博弈已超越器物本身，成为对历史正义的追寻、对文化主权的捍卫。

未来，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都将为全球文物追索提供参照，推动人类文明朝着更平等、尊重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