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铮铮两斗士：柳亚子与邓演达的“交往”

柳亚子

邓演达

柳亚子与邓演达都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忠实继承人。孙中山逝世后，他们为捍卫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二人虽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中声气相求，患难扶持。邓演达被捕后，柳亚子积极参与营救，并在获悉其遇害后赋诗悲悼。邓演达牺牲后，柳亚子以及邓演达的生前好友秉承邓演达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邓演达英年殂谢，他们交往的图景来不及展开，从而使得二人的点滴往还之迹弥足珍贵。

柳亚子与邓演达缘悭一面

以年齿论，柳亚子长邓演达8岁；以革命经历论，柳亚子加入同盟会并见到孙中山时，邓演达还只是一个乡村学童。由于人事阻滞，他们竟缘悭一面；但是，他们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旗帜下的革命战友，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彼此惺惺相惜，患难相扶。

1906年，柳亚子首次见到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柳亚子担任过三天总统府秘书，与孙中山匆匆见了一面。此后，二人再未谋面，“顾余与总理之缘止此矣。”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柳亚子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和三大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在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江苏省党部任职期间，柳亚子积极追随孙中山，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洪流鼓与呼，他在《拜孙悼李楼随笔·列宁和孙先生》一文中指出，“列宁的成功，是靠苏维埃联邦人民的拥护，我们中国有孙先生这样伟大的人物，倘然不能够合全国人民的力量去拥护他，那真是国民的羞耻，民族的羞耻了！”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热情洋溢地宣传三民主义，并号召民众：“孙先生是我们的导师，中国国民党三十万党员都是我们的好友，我们快快起来跟着导师和着好友一同合作吧！”孙中山逝世后，柳亚子严厉抨击了西山会议派的逆施倒行，并正告他们：“而对于总理联俄的重要政策，公然要发表反对，这真真是总理的叛徒了……所以排斥共产分子，就是断了本党新生命，就是阻挠国民革命的成功，老老实实说，就是总理的罪人，也就是本党的公敌！”1926年5月，柳亚子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会议表决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时，柳亚子进行了抵制，给在场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以深刻印象，“何香凝和柳亚子先生未举手，有勇气进行反对这一决议案。对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后来常常提起他们两位坚决的革命性，是真正忠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左派，硬骨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柳亚子受到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匿身复壁得以幸免于难，被迫流亡海外。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柳亚子始终高举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旗帜，“为总理忠实信徒，拥护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数十年如一日。”

由于地理环境、家庭环境、师友往还等因素，邓演达受孙中山的革命影响更大：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基本上是在广东境内发动的（按明清两代行政区划，钦州、廉州均属广东。因之，在这十次起义中，除了丁未镇南关之役、戊申河口之役外，其余均在广东省内），而在邓演达的家乡——惠州就有两次，即三洲田起义、七女湖起义，这对邓演达的影响尤为直接；邓演达的父亲邓镜人为开明绅士，与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邓铿交厚，他同情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支持邓演达走革命道路；邓演达在广东陆军小学堂就读期间（学堂监督是后来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赵声，而学长恰好为邓铿），与同学陈名枢、陈济棠、张发奎、薛岳、叶挺等先后在邓铿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此后，邓演达投身军旅，追随孙中山。在粤军第一师任职期间，邓演达率部参加了第一次北伐。陈炯明叛变后，邓演达秘密联络一批军官拥孙反陈，受到孙中山的器重。孙中山曾高度赞许邓演达的忠诚与机敏：“干革命，有两达（指张民达、邓演达——引者注），革命有希望。”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邓演达是衷心拥护的，他曾说：“三大政策之于三民主义，相当于軏和輗的关系。”孙中山逝世后，邓演达坚定地捍卫三大政策。在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期间，他坚持每周向全校师生作一次国内形势报告，讲述三大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严厉指责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置，近于反革命”，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软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面对蒋介石的拉拢，邓演达严词拒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同背叛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汉口民国日报》上撰文指出：“我们要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我们要保持总理及革命党的使命；我们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而讨伐蒋介石及其他一切叛徒，不能为讨伐蒋介石而丢弃了我们的主义；我们要反对军阀及其他个人的私斗。”1930年回国后，邓演达继承孙中山的遗志，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矛头直指蒋介石独裁政权。邓演达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指出，要通过“争斗的手段”，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并强调，“只有抱稳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旗帜，继续不断地和一切叛徒们战斗，才能克服伪善和凶恶，而使中国民众历年所受的痛苦羞辱一齐摆脱洗涤净尽。”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是年11月，蒋介石在多方劝诱软化无果后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

柳亚子与邓演达虽有捍卫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共同立场，但是，遗憾的是，二人未曾谋面。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邓演达当选为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柳亚子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4月底，柳亚子来到广州，参加即将于5月15日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此次广州之行，柳亚子有着面斥蒋介石违背三大政策、夜访恽代英献刺蒋建议、与毛泽东在珠江边品茗纵谈、与何香凝抵制“整理党务案”的经历，柳亚子还见到了他与邓演达共同的朋友郭沫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完全可以在这次“群英会”上见面。不巧的是，4月中旬，邓演达即被蒋介石借故调离黄埔军校，前往潮州军分校任教育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没能参加会议。柳亚子不待闭会，就拂袖而归，“知天下事不可为，始浩然有退志。”此后，由于波诡云谲的时势变幻，二人囿于各异的人生轨迹，人事暌违，竟无由晤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柳亚子避难日本。自柳亚子回国，一直到在邓演达牺牲，两人也没有见面机会。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出国寻求革命道路。三年后回国，创建“临委会”，以图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后不幸牺牲。至此，两人晤面之机中绝。获悉邓演达遇害后，柳亚子伤痛之余，感叹世事参商：

北海当年重豫州，

避人一面竟无由。

胥门抉目观吴沼，

太息乾坤剩几头？

柳亚子积极营救邓演达

1930年回国后，邓演达成立了“临委会”，以复兴中国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继续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为职志。8月中旬，“临委会”为准备江西起义举办干部培训班。8月17日下午，江西起义训练班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行结业仪式。邓演达到班上作形势报告时，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后被转押南京。8月18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会同公共租界代表开庭审讯时，邓演达驳斥了当局强加的莫须有罪名，谴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是总理的叛徒、民国的罪人。他一番慷慨陈词后，法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辩护律师张志让等提出：“邓演达等全无危害民国之可言。”审判者惊慌失措，仓促闭庭。邓演达被关押期间，蒋介石先后派人（包括戴季陶、吴稚晖、张继、何应钦等军政要人）以高官诱惑、旧谊软化，劝邓演达与其合作，邓演达不为所动。9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出马，也同样遭到邓演达的严词拒绝。11月下旬，蒋介石在下野之前派人见邓演达，只要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邓演达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何应钦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演达，戴季陶也劝蒋介石：“今天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11月29日夜，蒋介石派人将其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

邓演达被捕后，除他的亲友、“临委会”的其他成员外，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也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柳亚子与何香凝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报载邓演达判处死刑，究竟已未执行？请电复。如未，望即释放。”营救无效。当柳亚子得知邓演达遇害的消息后，赋《哭邓择生》七绝四首，前三绝云：

噩耗传闻杂信疑，伤心此度竟非虚。

爰书三字成冤狱，谁向临安救岳飞。

欧刀鸩酒血流红，玉敦珠盘正会同。

自坏长城檀道济，忌才岂独是枭雄！

举旛太学惨舆尸，黄鸟歼良又此时。

哭过中山陵下路，沉冥天意总难知。

在诗中，柳亚子表达了对邓演达的痛惜之情。他将邓演达比作被宋高宗、秦桧等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岳飞，刘宋时期以功高被忌杀的名将檀道济，汉末直言谠论、蹈死不顾的党锢名士李固、杜乔，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兄弟。同时，柳亚子对国殇的始作俑者——蒋介石及其独裁政权的愤恨之情也溢于言表。

结语

柳亚子与邓演达两位人杰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和坚定捍卫者，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柳亚子几十年如一日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在其晚年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继承三民主义，体现了其一贯的趋新求变精神。柳亚子在《孙总理与毛主席》一文中指出，“所以，总理的遗教，也有不妥当的，不合于时代的，我们应该批判和扬弃它。把好的留下，坏的删掉，才是总理真正忠实的信徒。”邓演达早在北伐途中就强调，不能教条式地、断章取义地理解，甚至歪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冷静与成熟。“我们如果不把后添的、蒙混的、神秘的色彩去掉，拿科学的批评方法清洗，去还他的真面目，我们总理的主义一定是有封建化——孔子化的危险。”在这一点上，作为革命后进的邓演达比柳亚子更加勇猛精进、警拔深刻。这种同中之异，乃是二人成长环境、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使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道义之交。

在邓演达遇害前，他们均因其坚定的反蒋立场受到通缉而流亡海外。南昌起义时，部分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联合签署《中央委员宣言》，揭露南京、武汉国民党党部、政府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的反动行径，柳亚子与邓演达名列其中。邓演达遇害后，柳亚子与邓演达的同道谨遵孙中山遗教，继续投身民主革命事业。1945年10月，柳亚子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临委会”的重要干部彭泽民、丘哲、季方等均为民盟负责人。与此同时，柳亚子还与谭平山等人组织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担任中央常务干事，负责人中还包括邓演达的好友陈名枢等。1947年10月，柳亚子赴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组织发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此后，担任民革中央领导人的何香凝、谭平山、朱蕴山、李世璋等人，或为邓演达与柳亚子的共同好友，或为邓演达革命事业的后继人。

在邓演达牺牲27年后，柳亚子因病去世。

（陈友乔 马兰萍 张燕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