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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提到《伪装者》的明楼，很多人都会说一句：太传奇了，不可能是真人。可还真有这么一位“明楼”原型——袁殊，一位在中共情报史上罕见的五重间谍。他同时打入中统、军统、汪伪、日伪和青帮，拿情报如探囊取物，可惜结局令人唏嘘。

地下棋局，情报江湖初现身

1911年，湖北蕲春一个书香门第里出生了袁殊。父亲是秀才出身，家风严谨。他自小爱读书，聪明早慧，十几岁时就远走上海求学，在那个动荡的大城市里，他没先学功课，而是混进了文化圈子。朋友不少，身份更复杂。有人是左翼作家，有人是军统特务，有人是日文翻译，他成了个交际高手。

起初袁殊是国民党员，还真干过几件“爱党”的事。可他心思活络，很快对中共产生兴趣，加入上海地下党。身份就这么变了第一层。他在文化界搞宣传，也在文人圈收集情报，一边写文章一边给中共递送消息。潘汉年、李克农那些情报大佬，也得靠他打通某些路。

1931年，他赴日留学。别人读书求学，他却打探情报。他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穿梭在东京与大阪之间，伪装成留学生，实则打入日方情报网。他知道如何做“无痕的间谍”，吃得开，说得圆，交得快。短短几年，他又变了两层身份：一边与日本宪兵打交道，一边替中共挖对方的军机资料。

回国后，袁殊更忙。日军在上海布局，他装作文化人，跑去和日方搞“交流”，内心却在谋划如何刺探敌情。这时候，他又跟青帮搭上线。上海滩的水太深，没有江湖关系寸步难行。他加入帮派，不为打架斗殴，而是为了在汪伪政权里站稳脚跟。他的第四重身份也浮出水面。

军统找他合作，许以高官。他假意答应，成了特务头子身边的红人。他一边为国民党抄文件，一边给共产党送线索。更可怕的是，没人怀疑他。中统、军统、汪伪、日军、青帮全都信他——至少表面上。

这不是简单的双面间谍，这是五重伪装，每一层都可能让人掉脑袋。谁都知道这局很危险，唯独袁殊乐在其中。情报送到延安，中央很满意，他的代号被归入特科最高级别。上海滩风声鹤唳，他依旧来去自如。

袁殊不是军人，也不是指挥员，可他的每条情报都能让战局动一动。一次日军海军的调动、一次政权内部的更换、一次暗杀计划的泄露，都有他影子。情报江湖，他是关键的一枚暗子。

这不是演戏。每一步都是真刀真枪，失误就是死路一条。五重身份，不是荣耀，是随时可能被清算的负担。情报游戏里，没有朋友，只有利用。袁殊懂这一点，可他仍然沉迷其中。

抗战前线，生死就在一念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了情报人员的大熔炉。各路势力混杂，几乎每栋楼都藏着耳目。袁殊没有退，他反而更活跃。

一边日军轰炸城市，他却从日方口中拿到即将轰炸的目标清单。情报送出，延安方面迅速调整宣传口径。城市几处重要设施因此提前疏散，减少了大量平民伤亡。

袁殊在抗战初期的角色，不是战斗员，而是隐形的风向标。他熟悉日本军官的习性，了解汪伪政府的调动模式，甚至能提前掌握一些日方对重庆的行动计划。这种情报价值难以估算。

日军注意到有“内鬼”，可始终查不到源头。他伪装得太彻底，日方甚至授予他“文化交流官”称号。他在汪伪高官宴会上频繁出席，还被安排翻译战时演讲。前脚刚吃完日军宴席，后脚文件就进了中共系统。

情报不是纸面游戏，它要靠人肉去换。袁殊深知自己随时可能暴露。有一次，一名中统特务突然被捕，供出了几名上海情报线。名单没写全，但“一个文化人”这个线索引起怀疑。军统内部传出要清洗“潜在赤匪”。

他冷静应对，主动拜访军统高层，提出一份“反特名单”，其中不乏真中共情报员。高层感动，说他忠诚。那几天他几乎不睡，每天换三身衣服，三个出入口进出寓所。上海地下党劝他暂避，他回了一句：“越是乱，越要留下。”

就这样活了下来。他把危险变成日常，把伪装变成本能。每个电话、每张名片、每一次交谈，都是演技与智力的双重考验。他没有后台，靠的是天生的神经冷静和局势判断。

有一次，他救下一个被追捕的中共交通员。安排藏身、提供伪造证件、用自己关系把对方送出上海。中共情报负责人只说了一句话：“袁殊这人，可以信。”

他不是刀尖舔血那种战士，而是刀背行走、风中开伞的人。他把整个抗战情报系统运作得滴水不漏。上海那几年，谁都知道他是个能说会道的文化人，却没人知道，他已经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

功成之日，身陷囹圄

抗战胜利那年，袁殊没有被庆功邀请。他躲在上海的一处老宅里，看着城里贴满的抗战英雄海报，心里却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报纸上。

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大多无名无姓。他早就习惯。但他没想到，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人”。

1949年后，他被安排到北京工作。起初还算顺利，接手文史资料整理任务，偶尔也参与一些情报口述。但时间一久，质疑开始出现。

有人说他身份太复杂，早年怎么能混进日方核心？怎么能出入汪伪政府而毫发无伤？青帮的关系到底断了没？军统的资料他又是怎么拿到的？太干净的履历，在政治审查中往往最危险。

一次普通的组织谈话，变成长达数月的调查。他交代了自己过往的身份转换，几乎一字不漏，列出交往人物、接头暗号、任务安排。但没人能替他作证，地下党当年接触他的负责人多已调离，部分人已牺牲，留下的纸面资料又极其稀少。

历史资料缺失，口述不被信任。他被暂时隔离，不允许与外界联系。那些年风声紧，谁都不敢为他说话。即便有人记得“袁殊”这个名字，也不敢公开站队。五重间谍的履历成了原罪，他的“演技”在和平年代成了“伪装证据”。

1960年代初，他被正式定性为“历史有问题”。失去工作，被迫搬离原单位宿舍。家中亲人也受牵连，子女求学受限，生活拮据。一个曾在上海掌握多线情报、影响战局的人，成了需要靠邻里救济的“老问题人员”。

他没有自辩。他知道，再说也没用。语言在战场上可以救命，在体制中却可能成为陷阱。他开始沉默，甚至拒绝再回忆过去。

有人曾偷偷去看过他，说他当时住在一间漏雨的小屋里，墙上没有挂任何证书，桌上也没有日记或回忆录。他唯一保留的是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38年在延安，他第一次亲手递交情报给中央负责人的时候拍的。

他没哭，也没闹。他活得像个彻底隐身的人，仿佛从未出现在历史里。

一纸平反，换不回余生

1978年，国家重新审视历史遗留问题。不少冤案开始复查，情报战线的贡献也重新被提上日程。那年冬天，有人翻出了袁殊当年递交的情报文件。档案员注意到，一批来源精确、署名模糊的战时绝密文件，其实都来自“代号·文刀”。

“文刀”正是袁殊在地下党系统中的编号。线索逐步指向这个沉默多年的老人，相关部门开始重新核实资料。几位已退休的老地下党员出面作证，确认他确实曾在特科系统供职，且情报价值极高。

平反材料起草那天，档案室亮了一夜灯。负责复核的干部说，这是他审过最复杂也最震撼的履历：一个人竟能在五个敌对体系中长期生存，并完成信息交付任务，简直就是现实中的特工传奇。

1980年，袁殊正式获平反。有关部门登门致歉，还原他作为中共高级情报员的身份，并颁发了纪念勋章。

但那一年，袁殊已69岁，身体每况愈下。他没有去领取证书，也没有出席任何纪念大会。他留在屋里，看着工作人员摆在桌上的红头文件，没说一句话。

据说那天晚上，他让人帮他打开了那张老照片，把它贴在墙上。墙还是那堵漏水的老墙，照片下是他自己唯一一张座椅。

次年春天，他去世了。消息没有大张旗鼓地公布，只是在内部通讯中提到：“袁殊，曾为党作出重大情报贡献，于近期因病离世。”

没有追悼大会，没有电视纪录。他的人生像他执行过的任务一样，保密到最后一刻。

几年后，《伪装者》剧本在筹备阶段，有编剧查阅袁殊资料后感慨：“我们写的明楼，还不及现实中那人经历的一半。”

历史记住了很多名字，但有些人，只活在某些文件的注释中。袁殊就是其中之一。

五重身份，换不来一生安稳；满身功绩，没留下一块墓碑。他是那个时代最特殊的存在，也许最孤独的人。

那张泛黄的照片，如今保存在北京某档案馆深处。旁边只有一句话：“该人所提供情报，对抗战及地下工作曾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写不出戏剧化结尾，现实的“明楼”，一直活在没有观众的剧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