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不用养孩子这种‘无底洞’,凭什么不敢买个几万块的包吃个几千块的饭了?”
在不少冲动消费话题的帖子下,这样的发言屡屡获赞,虽说这话是挺难听,但也确实反映了不少年轻人的真实心声:孩子是真没人愿意生了!
从10年前产房人挤人,一晚上做八台手术,到如今医院空荡荡,这群年轻人到底为什么死活不生孩子了?

2024年,有位妇产科的医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救救产科”的文章。
文中不仅讲述着自己的心酸,更讲述着现在妇产科即将面临的危机。

回想20年前的那个年代,上海医院的妇产科那可谓是人山人海,产科夜班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堪称“连轴转”。
晚间八点至次日清晨八点的班次中,仅剖腹产手术就常排七八台,顺产产妇需穿插安排,走廊里的临时病床延伸至护士站门口是常态。

如今,整宿无一台剖腹产手术已成常见景象,电子屏上的待产名单往往只有寥寥数人。这种从喧嚣到冷清的转变,直观折射出当下生育市场的显著变化。
更让人唏嘘的是,不少医院的产科因接诊量持续不足,不得不彻底关停,原本的产科医生要么转岗到行政部门,要么调去院感科,连带着妇科也跟着萎缩。

不止上海,浙江、广州、福建等地也陆续出现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的情况,这全都反映出出生人口下降的严峻现实。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生育量下滑的核心症结并非“不想生”,而是“不敢生”,尤其是经济压力的“三座大山”——从怀孕检查、分娩费用,到孩子出生后的奶粉、尿不湿、早教班,再到天价的学区房,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

现在网上一直有个说法,同样一件东西,只要你在前面加上婴幼儿这三个字,价格立马翻一倍。

上海双职工家庭的经济账最能说明问题:夫妻两人每月加起来能挣两万多,但房贷每月固定要还8000元,这比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伙食费还高。
再加上孩子的基本开销,进口奶粉一罐三百多,一个月得四罐就是1500元,进口尿不湿一包近两百,每月五六包又是800多元,光这两项就两千三百多。
这三项硬支出加起来就有13300元,剩下的几千块钱要应付全家的水电煤、买菜、日用品和老人的零星医药费,基本上刚发工资就花光,“月光”是常态。

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除了以上养育孩子的花销,四位老人的养老开销,更是“隐形大山”。
双方父母若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每月每人的药费就得两三百,四位老人加起来就是八九百,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每人至少五百元,四家老人就是两千块。
万一有位老人突发住院,光押金就得先交一万,雇个护工每天两百起步,住上半个月就是三千块,这笔钱往往要从家庭备用金里硬挤。这么算下来,固定开支就占了收入的七成以上。

并且教育成本的攀升进一步加剧了生育焦虑。

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几十年前生活条件普遍都很穷的情况下,每家每户都能养育好几个孩子,怎么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反而养不起了?
因为现在社会的“内卷”太严重,过去是没办法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当然要给孩子好的。
就像现在好多家长都念叨着“人家孩子学了,我的孩子没学,跟不上怎么办”。

有部纪录片里的一组家庭,孩子刚上小学就花了几十万,一算全是课外班和学区房的钱。
第三方调研机构的数据更具说服力:当前国内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平均成本达数十万元,在一线城市这一数字可突破百万,高额教育投入让多数家庭对多生育望而却步。

女性职场发展与生育的冲突是另一关键制约因素。
上述生育观念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受访者认为生育会严重影响职业发展,这一比例在女性群体中更高。
职场也存在着隐性歧视现象:女性怀孕后被调至边缘部门、产假结束后原岗位被顶替的情况屡见不鲜,部分企业甚至会通过降薪、扣绩效等方式逼迫孕产期女性主动离职。

这种困境直接导致女性对生育二胎心存顾虑——若再次怀孕,可能面临失业风险,进而切断家庭半数经济来源,这种职业不确定性让许多女性在生育决策中趋于保守。
即便在规范执行劳动法的单位,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压力也未完全缓解。

如今年轻群体更注重个人生活质量,过去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已经不能说服年轻人了。
根据调查显示,近四成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愿因生育沦为孩奴,更愿追求个人价值实现”,这一观点在女性群体中的认同度比男性高出近二十个百分点。

剩下的仅两成多受访者认同“多子多福”,四成多受访者主张“少生优生”,近五成受访者秉持“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平等观念。

而这种不愿意背后,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无暇顾及的无奈。
现在的就业形势下,年轻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心仪的工作,甚至有很多人从毕业到30岁的这几年,还在漂泊,打拼事业。

有时候都不是愿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自己的事。
以前的社会需要两个人结婚才能活下去,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人抱着猫,就说我自己过得挺好的。
社会的发展,让人们意识到,结婚生孩子不是必须,结不结婚都能过好生活。

在寒冬中,产科也在寻找新的出路。一些产科开始拓展服务范围,转向全方位的健康管理。产后康复、高危妊娠管理、心理咨询等服务逐渐成为产科的新增长点。

产科医生也不仅仅只会埋头做手术,他们现在更像是一个健康顾问,从孕前指导到产后恢复,提供全流程的服务。
即使患者减少,但对医生的要求不会变低,对每位孕产妇的关注度和工作量也不会减少。
因此,分娩量下降使得产科医生有余力、有时间专注于这部分特殊群体,确保分娩安全性。

同时,一种“老幼共托”的新模式正在探索中,通过提升社会化养老水平,淡化“养儿防老”的传统认知,让生育决策更聚焦于家庭意愿而非养老需求。

政策层面也在积极应对。各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育儿补贴、托育服务支持等。

十年间从一晚8台剖腹产到整宿无手术的转变,背后是无数家庭在经济压力、职场困境与观念迭代中的理性抉择,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需直面的民生课题。

这种冷清并非不可逆,随着生育支持政策的细化落地、教育与住房成本的合理调控、职场环境的持续优化,“不敢生”的枷锁终将逐步解开。
当生育不再与沉重的经济负担、职业风险绑定,当每个家庭都能从容享受养育子女的乐趣,产科走廊必将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这种充满希望的喧嚣,值得全社会共同期待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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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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