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423 ：欧洲各国如何走出大萧条阴影？

1、1933年，欧洲多数地区大萧条触底，部分显现微弱复苏，但法国仍深陷泥潭。那年夏天伦敦世界经济会议试图稳定货币、停止关税战，却因美国新总统罗斯福“优先美国利益”化为泡影——他上任即降低美元兑英镑汇率，进一步固化了各国“自扫门前雪”的模式。民主国家跌跌撞撞复苏，连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承认，经济对专家而言也是“一团乱麻”，难怪政府领导人常不知该如何行动。这场唯一的国际协调失败，无疑拖慢了复苏脚步，让欧洲各国在危机中更难形成合力。

2、1933年，英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率先走出大萧条，1934年工业生产超1929年水平（虽反衬20年代增速低迷），失业率从300万降至250万，但下降极为缓慢——1932年失业率17.6%，1935年才到12%-13%，重灾区仍超50%。1932年，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失业工人发起“饥饿进军”，警察与工人冲突混乱，请愿书被没收；1936年，造船城贾罗200名贫困工人跋涉近300英里到伦敦，带着1.1万人联署的请愿书求政府援助，却遭拒绝。这些“向饥饿抗争的脚步”，成了英国复苏背后难以掩盖的民生阵痛。

3、英国政府坚持正统财政政策以平衡预算，用赤字应对危机的方法尚在萌芽，凯恩斯的反周期理论也未成型——华尔街崩盘后，凯恩斯曾乐观预言伦敦“前景绝对振奋人心”，后来想必为此尴尬。大萧条中，最激进的计划来自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这位野心勃勃、无固定政治归属的贵族，先脱离保守党，后加入工党，提出赤字刺激经济却遭拒，遂带领追随者成立新党。1931年新党大选惨败，莫斯利转向极右，崇拜墨索里尼并建立英国法西斯联盟，最终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成了非正统经济主张失败后转向极端的典型。

4、1931年英国财政危机中，由工、保守、自由三党大臣组成的10人国民政府成立，斯坦利·鲍德温与内维尔·张伯伦很快成领军人物，工党前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留任，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也继续任职。工党因二人入阁爆发严重分歧，痛斥他们为“叛徒”并开除，二人只得成立“国民工党”。斯诺登提出的紧急预算包含削减开支、降工资与失业救济等紧缩措施，虽靠议会多数通过，却因减少需求加剧通缩。真正帮英国脱困的是“廉价货币”——低贷款利率带动住宅建筑扩张，1930年大萧条最严重时仍建20万所新房，1934-1938年均落成36万所，成了复苏的“强心针”。

5、1934-1939年，英国政府拆毁25万所贫民窟，补贴建造“政府公屋”，苏格兰主要靠市级政府建房，两次大战间共造30万所工人住房，1939年却仍有6.6万所房屋不适宜居住，还需20万所缓解拥挤。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进步市政府也推进住房项目，但30年代不靠补贴的私人建房更多——270万所新房中200万所是私建，3/4由建筑协会出资并提供房贷（其资本自一战后大幅增加）。私人建筑业在英格兰南部城郊兴旺，土地充裕、成本低、房贷利率低，加上国内需求上涨、电化学工业兴起、汽车出口增加，1939年汽车税收较1921年增5倍，多股力量共同推着英国经济向前。

6、法国与英国一样靠财政紧缩应对危机：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校舍、工人住房建设资金遭砍，臃肿官僚机构成紧缩目标虽获公众支持，但政府绕开国会发令，削减所有国家雇员薪金、养老金与福利，导致失业率上升，侵害退伍军人利益，民众不满膨胀、政治动荡加剧。法国因政治考量不肯货币贬值，而坚守金本位的国家日渐稀少——比利时1935年3月终于贬值28%，生产与出口随即复苏、失业率骤降，法国却仍不为所动。直到1936年9月，左倾的人民阵线政府因重建军备缺钱，才不得不让法郎贬值，1937年6月、1938年又两度贬值，不到3年贬1/3，法国经济这才开始有明显起色。

7、欧洲多数国家用古典自由主义财政手段应对危机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另辟蹊径。丹麦、瑞典、挪威均遭大萧条重创：丹麦、挪威失业率超30%，瑞典超20%，农产品价格下跌与出口减少对丹麦打击尤重，战后三国政府不稳，国家分裂与政治极端化风险显现。但1933年丹麦率先实现政党整合，瑞典、挪威紧随其后，以此为基础就复苏经济政策达成高度共识。丹麦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做交易：前者支持保护农民的措施，后者支持缓解失业与福利政策；瑞典引入反周期政策，靠国家投资公共工程解失业。虽初期赤字不深，复苏也靠货币贬值与出口助力，但这种“协商一致”为政治稳定与福利政策奠基，也反映出三国对德国形势的忧虑。

8、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难抵大萧条冲击，甚至1927年的通货紧缩政策在华尔街崩盘前就削弱了经济。墨索里尼认为150里拉兑1英镑“有损国家声誉”，将里拉比价调为90里拉兑1英镑，后又搞通货紧缩——这步“彰显力量”的操作，却让1929-1932年意大利工业产量降近20%，失业率增两倍。未失业者虽保住工作但工资减少，1932-1934年靠物价剧降与政府家庭补贴才弥补损失并增加实际收入；1934年每周工时降至40小时以减少失业，却未调时薪补偿收入损失，1935年起实际工资再降，二战前仍未恢复1923年水平。墨索里尼想靠“货币面子”提振国家形象，最终却让民众买单。

9、墨索里尼应对大萧条的核心是加大国家干预：大幅增加公共工程开支，1921-1936年土地再开发开支（按1927年物价）达86.97亿金里拉，是1870年后半个世纪的28倍多，虽降低失业率，却无法阻止物价上涨、提高生产率。政府推动“小麦战役”并对进口农产品征高关税，1937年小麦进口减至20年代末的1/4，却导致粮价上涨、主粮平均消费量减少。1934年，22个代表不同经济部门的社团成立，号称打造“社团国家”计划经济，实际却笨重官僚、压制进取精神，经济权力仍在大企业手中——1926年工会失却独立性，劳资关系被工业资本家控制，卡特尔垄断集团维护企业利益，国家干预看似严格，实则为大企业服务。

10、30年代末，意大利独裁步伐加快，国家干预日增，与自由市场经济渐行渐远。规章束缚工商业者，官僚控制加强，企业家虽曾怕控制权被夺，却发现担忧未全成真——法西斯政府与大企业虽有摩擦，但共同利益（尤其是军工暴利）让二者在二战前紧密配合。整体而言，大萧条后的十年意大利经济停滞，增速远低于1901-1925年，国家限制、失业恐惧、政治异见遭报复，扼杀了进取精神，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二战前才稍有好转。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将帝国荣耀置于经济复苏之上——殖民扩张本源于意识形态，却也成了经济困难时政权“转移矛盾”的手段，复苏彻底成了法西斯大计划的附属品。

11、德国是大萧条中受害最深却复苏最快的国家，“经济奇迹”感巩固了民众对希特勒政权的支持，可纳粹上台时并无复苏蓝图。1933年2月希特勒首讲许诺“四年计划”救农民、消失业，却不知如何实现——在他眼中，“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意志的问题”。纳粹初期致力于改变经济政治条件：摧毁左翼政党与工会，让工业资本家如愿掌握劳资主导权，企业获新自由却需服从国家利益。纳粹运气不错，上台恰逢大萧条最严重时，经济本会周期性复苏，但复苏速度与规模远超正常反弹——初期靠1932年巴本政府的小规模就业计划，纳粹将其大幅扩张：1932年拨款1.67亿帝国马克，1935年增至50亿，虽仅占国民生产总值1%，但大张旗鼓的宣传让“德国重回正轨”的印象深入人心。

12、德国靠修筑公路、开挖水渠等显眼工程造复苏假象，志愿劳动者（1935年成义务）更添蒸蒸日上感，政府工资微薄，拒做工者会被关集中营，领救济者从失业名单除名，失业率“骤降”进一步提振信心。刺激经济的关键举措还包括：汽车工业获税收优惠，1934年产量较1929年高50%，高速公路开通大肆宣传，1934年公路开支比20年代中翻倍；保护农业防粮价下跌，5年内农民收入增速是工人周薪的3倍。但复苏很快遇困境：马克坚挺致贸易逆差，靠双边协议换原材料；1936年外汇短缺，粮食进口与军备需求冲突，希特勒面临选择：缩军备融入世界经济，或继续推行迅速军事化努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需领土扩张即战争）。他选了后者——1936年，欧洲大战的倒计时正式开启，经济复苏终究成了纳粹扩张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