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的广州城，六榕寺外，一名衣衫单薄的少年僧人，蹲在寺门口，手里攥着一颗糖球，眼中却映着连天的孤寂。

他叫苏曼殊，曾是富家少爷，却因身世尴尬而备受冷眼；三度剃度出家，又三度还俗流浪；而且，身为僧人，他最爱的事情也是逛青楼。

总之，这种种都让苏曼殊成为了一代奇僧。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苏曼殊的奇吧？

天之骄子

1884年，广州老城的巷弄里，苏曼殊出生了。

他的父亲苏杰生，是一位活跃在中日两地的洋行买办，家道殷实，名声显赫，但这个本该享受锦衣玉食的孩子，却因为一段无媒苟合的孽缘，注定了命运的坎坷。

他的生母不过是父亲在日本经商时，暗中勾连的养母河合仙之妹，连小妾的名分也未曾拥有。

苏家的门楣森严，声誉重于一切，这样一个“不清不白”的孩子，自然成了家族的隐疾。

因此，为遮人耳目，父亲与正式的小妾河合仙达成了默契，将苏曼殊过继给她名义抚养。

从此，年幼的苏曼殊随养母河合仙在东京生活，可惜，六岁那年，一封从广东寄来的家信打破了这脆弱的平静。

苏家因为子嗣凋零，急需男丁继承香火，于是，尚不懂世事的苏曼殊被带回了广州老宅。

但他的身份，始终是整个家族心照不宣的污点，因此，无论是正妻所出的子嗣，还是旁支亲眷，皆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他。

掌家的大妇，更是屡次当着仆役们的面指着他冷笑：“野种而已，算什么少爷？”

养母河合仙虽然竭力护着他，但一个柔弱女子，又怎敌得过整个家族的冷暴力？之后在无休止的暗示和排挤中，她终于支撑不住收拾细软，独自一人踏上了归国的船只。

养母的离去，对苏曼殊而言，无异于再次被世界遗弃，而没人呵护他，家中长辈对他的苛待也愈发肆无忌惮。

每日三餐，他只能吃下别人施舍剩下的饭菜；新年赏赐，他从不在名单之列；就连外出上学，衣着也总是最破旧寒酸的那一身，像极了街头的叫花子。=

有一年冬天，苏曼殊染上了严重的疟疾，他痛苦地蜷缩在柴房的角落里，屋外寒风呼啸，柴房里却连一张薄被也没有。

照理说，家中雇佣的仆妇理应照料生病的少爷，可大妇却冷酷地吩咐：“让他自生自灭，不许任何人靠近。”

幸而，大嫂柳氏偷偷帮了他一把，才让他活了下来。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苏曼殊都在病痛与饥寒中挣扎，也是自那以后，他不再对家族怀有丝毫幻想，连同情也被他藏进了最深处，从不轻易流露。

而且，在12岁那年，苏曼殊还悄悄离开了苏家，此后，他跟随路过广州的一个老和尚，来到六榕寺剃度出家。

只是，他终究太小，太过凡胎肉身，清规戒律、苦修持戒，于一个未及弱冠的少年而言，如同给伤口撒盐。

不久后，一只鸽子从庙后的小树林里飞过，他馋得眼眸发亮，忍不住将其捕获，偷偷烤食，香气很快惊动了寺中众僧，结果可想而知，他被驱逐出门。

没处可去后 ，13岁的他去投奔了上海的一位姑姑。

菊子之恋

1898年，苏曼殊又随表哥来到日本求学，他一边在学校苦读，一边在课余时间兼职美术教师，以微薄的酬劳维持着简朴的生活。

日本的学校生活单纯而充实，他每日早起背诵英语单词，午后在画室练习国画笔墨，也是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叫菊子的少女。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傍晚，苏曼殊随着表哥，前往探望隐居在外公家的养母河合仙。

推开篱笆门时，他看到一位正在庭前浇花的少女，她身着朴素的浅蓝色和服，腰间束着一条紫色绣带，那是菊子，养母外家邻居的女儿。

从那以后，苏曼殊时常寻机去外公家附近散步，只为在小径拐角处偶遇那个低头细语的少女。

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山盟海誓的铺陈，菊子会在清晨把亲手编织的小花环挂在苏曼殊书包上，苏曼殊则在夜晚偷偷将自己新作的短诗藏进菊子窗前的石缝里。

可惜，幸福的种子尚未扎根，便被世俗的冷风连根拔起。

一次偶然，菊子给苏曼殊递了一封亲笔信，上头工整写着一行行情意缱绻的话语。

不料信件被苏曼殊的叔父撞见，他勃然大怒，将两人的私信公之于众，满村张贴示众，羞辱无以复加。

而菊子的父母在压力与耻辱下，将她软禁在家，严禁她再与苏曼殊见面，村民们也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诋毁她的贞操与教养，这迫使菊子自杀了

消息传来时，苏曼殊伤心不已，也退学，闭门不出，整日以泪洗面。

与此同时，1899年，他再次登上了广州白云山的小寺，削发为僧。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寄托这段痛彻心扉的初恋，他还挥笔写下了《断鸿零雁记》。

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无数痴男怨女读到泣不成声，甚至有人因感怀过深而寻短见。

心在尘世

1903年，那一年，苏曼殊十九岁，他怀揣着一腔燃烧的理想，步入了成城学校继续深造，而这也是他第二次还俗了，他始终无法忍受寺院的生活。

在异乡求学的日子里，除了苦读经史，他的心头，还燃烧着另一把更为炽烈的火焰——推翻腐朽旧制，重塑家国山河。

他结识了黄兴、章太炎、陈天华等一众志士，常常夜以继日地翻译进步文献，撰写激昂檄文。

但这样的热血，很快就引来了祸端。

他的亲族得知他涉身革命党人行列后，大为震怒，最疼惜他的表哥也出于恐惧，断绝了经济资助。

在那样孤立无援的处境下，苏曼殊并没有选择屈服，他悄悄伪造了一封“诀别信”，向苏家宣告永别，斩断了最后一丝牵挂。

归国后，他在上海的《国民日日报》任职，投笔为枪，直击时弊，奈何，不久后，报馆遭到查封，他也被迫藏身街巷，颠沛如流浪犬一般。

在那段最失意的时光里，苏曼殊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第三次出家。

1904年初春，他去了步入广州的某座古寺，请求剃度受戒，但佛门清规，终归是拢不住一个桀骜不驯的灵魂。

苏曼殊虽剃度，却始终未能真心归顺，他每日持经念佛，却也在心里默默背诵着但丁的诗行；他表面木鱼咚咚，夜晚却偷偷在枕下藏着莎士比亚的剧本。

他耐不住长夜漫漫，耐不住香火寂寂，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僧众生活。

于是，他做出了逃离的决定，再次离开了佛门，从那以后，他自称“曼殊和尚”，在红尘中流浪。

他的身影出现在江南烟雨巷陌，出现于东南亚的异乡市集，也出现于日本横滨的老街深巷，尤其在上海，他几乎成了青楼女子们心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在风月场所，他常常与歌妓对饮长谈，听她们倾诉身世的哀苦，当对方泪眼盈盈，他便用自己为数不多的钱财相助，从不求回报。

据他自己留下的账簿所记，短短数年间，他在青楼的花销便高达一千八百多银元，这在当时，足以供一个普通人家丰衣足食好几年。

糖瘾难戒

到了1918年，彼时上海法租界的一间破旧旅馆里，苏曼殊蜷缩在狭小的床铺上，怀中紧紧搂着一包糖果，像个守着最后宝藏的流浪汉。

世人都知道苏曼殊嗜糖如命，却鲜有人能理解，那种对甜食的痴狂，不是出于贪嘴，而是一种深植骨髓的自我救赎。

对于他而言，糖的甘甜，是这个冰冷世界为数不多还愿意给予他的温柔。

糖可可、粽子糖、麦芽糖、摩尔登糖……无论是哪一种，只要能换来片刻的快感，他便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

即便身无分文，他也会在废品堆里翻捡空糖罐，卖了换点零钱，再颤巍巍地走进小巷里的糖铺，用仅剩的钱买一把糖果。

曾有人笑称他是“糖僧”，因为他吃糖的方式实在惊人：常人是几粒细细品尝，他却是一口一把，甚至有时直接往嘴里灌下整袋麦芽糖浆，吃得齿缝发酸，舌头麻木。

有一年秋天，他因糖瘾发作而囊中羞涩，竟一狠心，敲掉了自己嘴里的一颗金牙，拿到当铺换了两袋摩尔登糖。

朋友们得知此事，哭笑不得，只能叹息他疯癫背后那令人心酸的孤独。

而糖，并不是他唯一沉迷的东西，他的暴饮暴食，也是出了名的惊人，朋友设宴款待，他一上桌，便如风卷残云。

十个春卷，大盘炒面，两盆糖果，数碗虾仁，一气呵成，吃得满脸通红，额头冒汗，却仍旧不肯停筷。

还有一次，朋友与他打赌，说他绝无可能一顿吃下六十个包子，苏曼殊听罢，只是微微一笑，当即卷起袖子，埋头苦吃。

包子热气腾腾，一个接一个下肚，到第五十个时，他脸色发白，额角渗出冷汗，旁人见状，连忙劝他作罢。

可他咬牙坚持，一口口将剩下的十个包子塞进肚里，最终，他瘫倒在床，一动不动，夜里腹痛如绞，众人惊惶以为他命丧黄泉，连忙去探鼻息，才发现他尚有微弱呼吸。

只能说，他的暴食，不止一次将自己推向死亡边缘，他曾因暴饮暴食被送进医院，医生严令禁食油腻与甜食。

可哪怕病床上虚弱得连翻身都费劲，他也会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从被褥下掏出糖炒栗子，捧在手心慢慢吮吸。

时间像漏沙般从指缝间流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肠胃、肺脏、脑部，几乎无一幸免于疾患的侵蚀。

他在病与痛之间反复挣扎，却始终拒绝彻底服从医嘱。

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再次病倒，这一次，他已经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医生诊断：日泻五六次，气若游丝，危在旦夕。

就这样，这位一生流浪，一世漂泊的人，终于在三十五岁的年纪，带着那份久违的甜蜜与疲惫，离开了人世。

他死时，手里仍紧握着一颗糖果，像是最后的执念，亦或是，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世人皆叹他短命，可谁又能懂得，他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一场无怨无悔的旅程。

苏曼殊，这位三度剃度又三度还俗的奇僧，他的一生，看似荒诞癫狂，实则处处是与命运孤勇相搏的挣扎。

因为，他虽早逝，却早已用最极致的方式，活成了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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