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胡因梦与父亲的合影，气质佳，10年后嫁给李敖，后来呢

1970年6月的台北街头阳光毒辣，胡因梦刚考完期末走出校园，被父亲叫去照相馆拍合影。她穿的是校方规定的白衬衫加咖啡色百褶裙，头发扎成马尾，看上去既稚嫩又自信。照片里，她自然地挽着胡赓年的手臂，嘴角带笑；旁边的老父身板笔直，一副深色西装彰显旧日北洋官员的书卷气。外人只道这是一张寻常父女合照，却不知镜头之外隐藏着颇为复杂的家史。

胡赓年原籍沈阳，青年时代从奉天乘船赴东瀛，毕业于早稻田政治经济学部，日语和俄语说得利索。抗战结束那年，他短暂担任旅顺市市长，随后随国府南渡，再辗转到台湾。1949年抵台时，他已四十有九，官职是“制宪国大代表”，而女儿胡因梦的出生晚到1953年——严格意义上的“老来得女”。

父亲性格儒雅，不嗜官场应酬，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籍。母亲张琼华却热衷舞会、麻坛，精明强悍得很。两人理念差距越拉越大，家里常有争吵。十五岁那年，胡因梦忍无可忍，小声对父亲说：“要不您搬出去吧，大家耳根清净。”父亲苦笑，只回了句：“别急，读书要紧。”半月后，他果然默默搬离。母亲把矛头指向女儿，埋怨她“胳膊肘往外拐”。从此，少女更多时间是跟着父亲泡图书馆，而不是陪母亲打牌。

1972年，琼瑶筹拍《云飘飘》，正在各高中物色清纯脸孔。胡因梦因为一张学生证照片被制片人相中。试镜时她临场背诵莎士比亚独白，普通话略带东北腔，倒让导演眼前一亮。影片票房虽平平，她却成了台北各大报的封面人物。片酬第一笔拿到手，她竟先跑去给父亲买古书，再给自己添置一台英文打字机——那机器后来决定了她另一条人生轨迹。

演艺圈看似光鲜，背后管制极严。进出片场要填写“政治背景调查表”，连情感生活都容易被外界放大。1979年，胡因梦主持一次文化沙龙时认识了李敖。那天李敖拿着自己的《北京法源寺》边角样本请她签名，两人聊起章太炎与谭嗣同，谁也没想到半年后会订婚。李敖风流是公开秘密，他却对友人说：“胡因梦不一样，她懂得书里那股劲。”这一句恰好击中了她的文学崇拜心理。

1980年5月6日清晨，婚礼在台北远东饭店举行。宾客云集，但气氛微妙——女方长辈早已反对，情报部门更有意敲打这位“问题作家”。婚礼结束第三天，胡因梦接到金马奖组委会电话，通知她被替换为颁奖嘉宾。她耸耸肩，并未声张，可心里明白这正是政治成本。婚后短短半年，生活细节的落差也开始显形：李敖每天凌晨写作、白日睡觉，她却要五点到片场化妆；李敖爱吃重油川菜，她钟情清淡日式。矛盾像白蚁，日夜啃噬。

1981年，两人爆发冷战，缘由很小——一盒录像带的归属权。李敖摔门而去，胡因梦对着空荡客厅发呆。她给父亲打电话，只说了四个字：“我想回家。”电话那头沉默几秒，老先生柔声道：“书房钥匙还放原处。”同年10月，《离婚声明》登上报纸头版，社会哗然。更戏剧的是，胡因梦配合萧孟能作证，间接让李敖败诉。多年后回忆，她承认那是“最冲动的决定”。

离婚后，她拍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就彻底隐退，转而投入翻译和身心灵研究。台币四毛一个字的稿费显得寒酸，可她乐在其中。1989年起，她陆续将克里希那穆提、丹·米尔曼等人的著作译介到中文世界。有人讥笑她“明星改做灵修导师”，她却反问：“哪条法律规定演员就不能拿词典？”语气不温不火。

父亲于1995年病逝。告别式那天，她紧握相片中那只旧手杖，站在灵堂前一语不发。遗体火化完，她回到住所，翻出年轻时的那张合影，轻轻摆在书桌边。外界八卦不曾真正触碰到她的内里，唯有这一纸影像记录了父女间最平静的默契——一个以学问治世的人，和一个以镜头、文字探索自我的人。

2000年代以后，胡因梦偶尔受邀上节目谈翻译心得，提到李敖就一笑置之；谈到父亲则滔滔不绝，连主持人都感叹：“您像在替先生延续他的文化理想。”她点头：“或许吧，人生总得有一条主线，对我而言是阅读。”

如今，台湾老影迷仍会在旧影院海报前提起她的惊鸿一瞥，也有人在书店偶遇她捧书低头。有人问她当年那张合影值不值得拿出来拍卖，她挥手说：“别闹，那是私人记忆，不兑换。”声音平静，却透着笃定。或许，这才是胡因梦真正想守护的——一段被时间打磨得很亮的亲情，以及不必讨好任何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