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有没有拍李济的马屁？

#我的宝藏兴趣#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于美国时间2025年8月3日去世。李敖在《我眼中的许倬云》一文中曾批评许倬云:“凡是看过他写《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的人，或是《追念王雪艇先生》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多么会拍权贵马屁”。称其“为了做学阀接班人，因而拍李济马屁，写谀词”。个中恩怨，本号不做评论，仅作分享。

李济（1896.7.12-1979.8.1），原名顺井，字受之，改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人类学家，中国第一位现代考古学家，中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曾就读美国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回国后,受聘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讲师，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及史语所；其所主持的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

李济之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几乎是不可分开的。

他把收藏古董的风雅嗜好转变成探究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专门科学；他创办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心和训练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三组（考古组）是他创办的，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中国惟一的考古人类学系，也是他创办的。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无论是大陆上，或是在台湾，都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或者是他的学生。

然而李先生在最初并不学人类学或考古学，他从清华学校出国，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时，学的是心理学。他对心理学的兴趣，有一段长久的时间；他曾为白老鼠的实验设计过“水迷宫”，让另一位心理学家使用，仍为现代心理实验室所使用。他现在偶尔提起这件往事，还好奇地问自己，当时若在心理学的圈子里继续工作，是不是也可以弄出成绩。

在我们做学生的看来，李先生若在任何学科继续下去，都可能弄出成绩来的。一个人对于知识的追寻具有锲而不舍的热诚，又有精微的观察能力，就构成了做学问最根本的先决条件；而李济之先生在这方面是过人一等的。

李先生做了一辈子研究工作，许多文章在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太狭了，太繁琐了。事实上，他做一点看上去最零碎的工作，目的却在解答另一点重要的问题。例如，他曾把殷商的铜戈头一件一件地分析形制；他的目的并不仅在追溯戈头下面“内”的发展史，他同时也从这一个研究里看出殷人实验的精神——如何尝试多种不同的形制，以找出最合用的一种。他还曾研究过殷人的坐姿，用石刻显示的姿势来看殷人是跪坐还是蹲踞；然而，他想研究的却是殷人的文化与民族渊源。

这种研究方法正合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研究的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研究的问题是另一系列大问题的指标。资质差点的学者也许不易挑选到这种可以作指标的题目，而天资过高的学者也很少能有耐心把这种题目势必牵涉到的机械工作做好。只有天资最高的学者，能找到大问题的指标；只有对学问执著而认真的学者，能不惮烦地细细算，细细点。

李先生正是这两个类型的配合。因此，他可以一件一件地描述铜器和陶器，更可以编制一个科学的“样本”，用来处理多少万片面目形制各异的碎片，把每一片有条不紊地归入某一种类别。上面所说这一种“样本”，到今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普遍使用的工具了。

有时，有些材料虽然微小，却足以说明很大的题目。不让这种微小的材料溜过眼底，需要最敏锐的注意力和对于题目背景最亲切的体会。不到这一地步、这一境界，不仅有用的材料就能错过，而且因为材料一一尤其考古学上的材料——事过境迁后，价值就大不相同了。

（李济正在监督殷墟第127号坑的挖掘）

李济之先生敏锐的眼光曾多次适时抓住了最有用的史料。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半颗茧壳，把中国文化中蚕丝的因子上推到新石器时代。他在山东城子崖大堆兽骨中注意到其中有若干片曾经烧冶整修，因此又把殷代骨卜的文化与新石器时代建立了关系。河南小屯20多万片陶片中只有一片彩绘陶出土，但是这一片彩陶却对仰韶与小屯的层位关系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别人，这几件都是非常容易错过的东西，幸而李济之先生注意到它们的价值，把好几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证据抓住了。

李济之先生要追溯的问题是全部人类的发展史和全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最近中华文教基金会嘱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编中国上古史，他特别揭出中华民族的成长及中国境内人类文化的演化作为两大重点。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的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

另一方面，李济之先生对于人类文化史的演变方式，毫无先入之见，只是辗转反侧地想着证明资料本身存在之真实性。他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现代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曾把史学家可以追求的境界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找新的问题，第二层是找新的材料，第三层是勇敢地处理材料，所谓“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第四层是证明资料本身存在的真实性，所谓“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因此，李济之先生所追寻的，不是某一学说的证实或否定，而是“真理”自身。他所说的第三个境界是认识真东西的勇气，第四个境界则更是真理自身的价值了。

不止一次，作者曾向李先生提起上面所说的第三个境界的价值。他同意这一境界的重要性：科学家在职业上养成勇气，同样也可以转移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凡认识李先生的人大概都能看出，李先生自己的处世原则，正是这一股“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的精神，而第四境界对真理自身的忠诚，则正是第三境界的保证。

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

原载《心路历程》，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