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愿时光就此放缓

鲁非

我每天朝八晚六地上班，上班前为家人做好早餐，下班回来再为家人做晚餐。至于中餐，一开始考虑过让爱人来做，但她同时还要照看女儿，而父母又没有能力帮忙，最后不得已，只能还由前面提到的那个侄子过来负责。

上班，谈不上快乐，也谈不上不快乐，全力以赴，只为生计吧！目前的人生，只能梦想暂时为现实让道，走一步说一步，转机什么时候出现，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想着，只要工作和家庭互不冲突、相安无事便好。但怎能料到，这种最朴素的愿景，很快就因母亲性情变化而破灭了。

迹象出现在2013年6月。

接连几天，我注意到母亲总是长时间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忙碌，无论客厅里气氛再热烈，她都无动于衷。我叫她吃饭，她也只是嘴上答应着，腿脚却不响应。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她究竟在忙碌什么呢？我走近观察，发现她要么反复把衣服从包里掏出来再装进去、装进去再掏出来，要么反复把包上的带子打结后再解开、解开后再打结。

我问父亲是否留意到母亲这种反常表现，父亲一脸茫然。我又问爱人，爱人每天精力全在几个月大的女儿身上，似乎也不曾留意。

那个周末，我像是犯了强迫症，数次把母亲从卧室里拉出来，让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母亲每次都坐不了太久，便如梦游一样重新回了卧室。我不甘心，又把女儿塞进母亲怀里，想借此打断她的

“忙碌”，而母亲呢，伊始对女儿喜爱交加，但没过几分钟，便随意将女儿往地上一放，转身又开始了她的“忙碌”。

我斜靠在卧室门框上，凝望着全然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母亲，她的身影弱小而又孤独，我的内心黯然而又悲凉。

对于母亲的情况，我无计可施，唯有尽量延长她下楼活动的时间。这种办法，我称之为“隔断”——只要不让母亲置身于卧室这个环境，她就会恢复如常。母亲下楼活动，仍由父亲陪同监护，每当隔窗俯瞰父母坐在楼下健身场长椅上静静相守的样子，我内心便暂时感到一阵欣慰。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烈日炎炎，不可能一整天都让父母待在楼下。可也只能这样了，在我看来，这虽然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但也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生活啊，你永远猜测不到它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比如母亲性情的改变，已让我觉得难以承受，怎料想，紧随其后还有更加难以承受的变化。

过了半个多月，某天晚饭过后，我正在拖地，父亲正在看电视，原本在卧室中安安静静地“忙碌”的母亲，突然肩膀上扛着一只枕头出现在客厅里，大大方方地朝我和父亲打招呼：“你们忙吧，我走了啊。”

我大吃一惊，和父亲对视了一下后，丢掉拖把，上前拦住母亲：

“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回家。”

“这就是咱家啊！”

“别胡扯了，是不是咱家我能不知道？”母亲说着，伸手就要去开门。我下意识地去抓母亲的手，母亲瞬间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撞开我，吼道：“你给我让开！”

我被吓着了，脑子一片空白，任由母亲打开屋门走了出去。过了几秒，我缓过神，追上去，急中生智道：

“妈，你等一下，咱回去把你衣裳带上再走，你衣裳兜里还有两千块钱呢。”

母亲竟然相信了我的话。回屋之后，我接连使用缓兵之计，直到母亲彻底忘掉了“回家”。

当天晚上，我和父亲都避而不谈此事。我明白，我们父子二人都在刻意回避一个痛点。这个痛点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们已经意识到母亲极有可能患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因缺少一份权威的确诊证明，我们也便自欺欺人地像看待“皇帝的新装”一样来看待眼前发生的这事。

这一夜，我失眠了。因为我在担心，如果哪天自己正在上班时，母亲又发生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父亲和爱人显然搞不定。

不出所料，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在单位正开着会，父亲打来了电话，说母亲又要离家出走，爱人正千方百计地阻拦她，怕是很快就拦不住了。

我匆忙跑出公司大楼，打车回了家。当我从单元楼电梯里走出来时，看到爱人正抱着女儿站在电梯门口，而母亲则正抱着一个布包在楼层走廊里乱转。

“你回来得真及时，”爱人看上去心有余悸，“妈可能一时迷糊，不知道怎么开电梯门了，否则我真没办法。”

我拍了拍爱人肩膀，什么也说不出来，更顾不得理会咿咿呀呀想让我抱的女儿，就转身安抚劝慰母亲去了。

这一次，无论我如何劝母亲，母亲都不愿回屋。无奈之下，我只好改变策略，先陪同她下楼，然后再见机行事。

母亲似乎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就在小区里一圈又一圈地转着，一直转了两个多小时，其间，我使出浑身解数，数次劝她上楼，但均以失败告终。眼见到了傍晚，我已黔驴技穷，只好故作神秘地从后面追上母亲，对她说：

“妈，我刚捡了五百块钱。”

“真哩？”

“不信，你看！”我把早已准备好的钱展示给母亲看。

母亲看起来挺高兴。我乘机故作得意扬扬道：

“咋？要不咱俩下馆子去，整点好吃的，庆祝一下？”

“中！”母亲爽快地答应了。

我带母亲去了小区西门外一家小餐馆，点了三个菜：一个是她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另外两个是白菜煎豆腐和农家小炒肉。

看母亲吃得津津有味，我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对着菜品拍了张照，发到了朋友圈。

那一天，是2013年7月8日，我在朋友圈写道：

母亲老了，和她在外面吃饭，只有她和我，愿时光就此放缓。

仅此一句，只字未提母亲病情。

这顿饭“治愈”了母亲。饭后，母亲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说笑笑地和我回了家。

接下来半个月里，母亲离家出走又发生了两次。其中第二次尤为严重，以致我精疲力竭，心中开始萌生辞职之念。

那天巧了，我依然在开会。先是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又在闹出走，让我快回来。当我对领导说自己家里有急事需要缺席会议时，我发现领导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毕竟凡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刚坐上出租车，又接到爱人电话。爱人的语气略显慌张，说母亲这回闹得有点凶，正往小区外面跑，而她自己抱着娃在后面根本追不上。

听完爱人说的情况，我也有些慌张——母亲只有小学二年级（没读完）文化水平，在郑州从来没让她独自出过门，这要是走丢了，那可是真丢了——但是我再慌，也不能表现出来。于是，我强作镇定地对爱人说：“别慌，我已经上出租车了……你马上给大嫂打个电话，她离咱家最近。”

我上班的地方在郑东新区，打车回老城区家里，交通顺畅的话，一般不会超过三十分钟。然而那天很不幸运，刚跟爱人通完话，就遭遇了堵车。

堵车期间，我接到了父亲的第二个电话——他因腰疾，只能待在屋里，大抵是心里焦急——听他在电话那端唠叨的大意是：母亲下楼了，爱人也追下去了，刚才给爱人打几个电话都占线，没法子就又打到我这儿了，然后问我到哪儿了，催我尽量快点。

当父亲在电话里说“你尽量快点”时，我终于爆发了中年人的崩溃：“大堵车，你让我咋快？除非我长翅膀飞回去！”

父亲被我呛得一阵沉默。

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而且一旦发生，便不可收拾。我吼完一句，又忍不住吼第二句：

“我公司离家这么远，你为啥不给我二哥打电话？他十五分钟就能赶到！”吼完，我挂断了电话。

这是我第一次挂父亲的电话。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

2013年，烈日炎炎的7月的某天下午，一个三十三岁的上班男人，乘坐着出租车，被堵在中州大道的拱形桥上，他俯视着前方浩浩荡荡、如蚁爬行的汽车长龙，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无力感，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坚强，没过一分钟便又给父亲回拨电话，语气平静地告诉他：“不用给我二哥打电话了，我已经让童童（爱人名字）给我大嫂打过了，她应该很快就能赶到。”

上天是眷顾我的。不一会儿，我收到了好消息——爱人发微信语音说：“我和大嫂已经截住了妈，就在小区东门外往南公交站牌附近那里，我们已经稳住了她，你不用太着急。”

听完爱人的微信语音，我浑身一阵松弛。

这里有必要讲一下关键角色大嫂。大嫂一直在平顶山某学校上班，但因大哥转战郑州发展，她遂乘暑假期间来到郑州，夫妻短暂团聚。大哥大嫂所住之地距离我的小区很近。想着大哥白天必然在上班而大嫂应该空闲在家，于是我果断让爱人把“救火”电话打给了大嫂。

至于父亲为何舍近求远，不给二哥打电话而是次次打给我，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合理解释：他和母亲长期跟随我住，已经习惯依赖我了。当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自从我搬进新房更换工作，不仅与二哥距离变远了，见面机会也变少了。关于母亲性情大变及离家出走的问题，在向二哥传达时，我和父亲就像刻意回避痛点一样，某种不可名状的心理作祟，驱使我俩不想把情况说得太严重，总是轻描淡写。如此情况下，父亲也就不大可能把“救火”电话打给二哥了。

当一切平息，夜晚来临，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心中默语：“这班，怕是没法上了。”首次，我想到了辞职。

然而清晨醒来，我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又否定了昨夜的想法：“不行，这班还得上，不然房贷怎么还？生计怎么维持？”

想到残酷的现实，只能咬牙从床上爬起来，像平常每一个早晨那样，安顿好家里的一切，提起公文包去上班。只是这一次，我特意叮嘱爱人和父亲：母亲一有“闹出走”的迹象，就给我打电话，不要等到局面失控了再打。

注：本文节选自《当妈妈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十年陪护手记》，鲁非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标题为小编自拟。

责编｜熊丰 责校｜张丽

审核｜方劲锐 排版｜陈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