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号称“共和”的新政权，38年，从南京到台北，走得比谁都仓促。原本打着“振兴中华”的旗号，最后却成了饥荒、腐败、军阀、买官卖官、美元外逃的合集。民国的溃败，不是从战场开始的，而是从体制内开始慢性出血的。

百姓没饭吃，军队没枪打，官员没廉耻，国家没中心。若说中华民国是怎么垮的，那不是兵败如山倒，是制度像糖霜一样慢慢化掉的。

一开始是理想，后来全是内耗。三十八年，正好让一代人看透：共和国的样子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总统亲自下场分钱，哪还有法统可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全国上下都觉得要变天了。可惜，刚换了顶帽子，旧账却照算。北洋军阀混战，中央政府名存实亡，每个军头都是地方诸侯，谁枪多谁说了算。

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孙传芳轮番上台，一手握兵权，一手收地皮，打的是“统一中国”，抢的是财政和军费。从1916年袁世凯病逝开始，北洋政府就成了群雄逐鹿的舞台，政权轮流做，老百姓一直穷。

到了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一纸训政大纲说得冠冕堂皇。可架不住“训政”变“腐政”。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不是凭本事上去的，是靠“关系网”“派系推荐”。

连薪资结构都能看出端倪：抗战前，一个省政府委员月薪500元，而地方国民党党部负责人，有时连月薪都没保障。

组织系统更是一锅烂账。到1936年，仍有超一半的省连正式党部都没有。东北、甘肃、云南等地党务直接停摆。

县一级组织建设更是难上加难，甚至有些县连党代表是谁都搞不清楚。党政双轨名义上分权，实际上互掐资源，互踢皮球。“中央发电报，地方等红包”成了政治常态。

更荒唐的是，“官僚资本”开始主导国家经济命脉。到了1940年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通过银行、电信、交通等垄断行业，把国家资源变成了家族财产。

孔祥熙控制中央银行、财政部、四行储蓄，操控国民经济，宋子文则借对外谈判把美元和黄金转移出去。这个政权不再生产国家，而是生产“利益”，上上下下都在分蛋糕，没人还记得要管厨房着没着火。

反腐成了笑话。“不打老虎，只抓鱼虾”不是讽刺，是现实。民国政府设立肃政厅，结果从头到尾连一个中央高官都没动过。总统身边的亲信分着“陋规”，堂而皇之叫“惯例”。

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每一任总统上来，先把规矩定清楚——这部分钱怎么分，那部分是谁的。

这不是体制，这是分账。这样的政治系统，哪怕没遇到外敌，也会自我瓦解。当最高领导人成了利益核心，国家机器就变成了私人公司。

河南人吃人，重庆还在打麻将

1942年，河南发生大旱。秋收为零。粮仓见底。几千万灾民逃荒、乞讨、饿死。从郑州到洛阳，再到商丘、开封，尸体堆满田埂、村口，“人吃人”成了新闻标题。

《大公报》记者冒死报道，说“一个村庄只剩下一个活人”。美国记者白修德跑到灾区，看见狗群撕咬腐尸，他拍下照片，在《时代》周刊刊登，引发国际哗然。

但国民政府反应呢？第一时间不是救灾，而是封报。重庆当局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怕丢脸。

这场饥荒之所以沦为人道灾难，不在天灾，而在**政策没有跟上。**地方政府仍旧征粮、派差，不减一分负担。灾民边交税边饿死，边死边填“赋税表格”。

从1941年开始，河南多地已“绝收”，很多农民靠吃草根树皮过活。到了1942年春天，草皮都刮没了，灾民开始吃尸体。“人相食”不是传闻，是新华社和《大公报》联合确认的事实。

最关键的灾区，包括开封、安阳、洛阳等地，直接受到中央财政调控。国民政府在重庆，远离战场，远离灾区，远离现实。当白修德向政府递交调查报告时，他发现，没有一位官员能报出河南当前粮储数据，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

后来美国驻华使馆介入，舆论压顶，国民政府才姗姗来迟，拨了一笔粮食赈灾。这时，已有五百万人死去。

那不是一场意外，是一次“治理崩塌”。一个政权连五百万人的大规模死亡都无感知，靠外媒施压才行动，这不是“迟缓”，是“体制性失联”。**

灾难面前，只有两个问题重要：谁知道？谁负责？而这两个问题，在1942年的重庆政府那里，没有答案。

洪宪一响，天下三分

1915年12月，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元“洪宪”。从临时大总统摇身变成“皇帝”，前后不过三年时间。可惜这三年没能把共和精神落实到位，反倒是把人心推远了。

洪宪帝制是一次“政治翻车现场”。宣布称帝后，广西、云南、贵州等省首先宣布独立，举兵讨袁。蔡锷起兵护国，从云南杀向中原；黎元洪表面听命，暗中联络南方军阀。

政权立即陷入分裂。称帝仅83天，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灰溜溜地退回总统府，三个月后病死，国葬时连哀悼者都懒得多来几个。

这个事件的影响不仅在“帝制复辟失败”，更在于民众彻底失去对共和制度的信任。

从洪宪开始，政权合法性被严重侵蚀。北洋政府变成军阀轮替的舞台，孙中山起义屡败屡战，南北分治成了常态。

到了1920年代初，全国同时存在多个“政府”：广州护法政府、北京北洋政府、地方各自为政。一个国家，有三种军号，五种货币，七种法律。

洪宪不是袁世凯一个人的失败，是整个共和实验的根本性崩盘。原本通过《临时约法》确立的国会制度，被废掉。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这些概念变成了纸上谈兵。北洋议会成了橡皮图章，投票全靠“红包”和“军令”。

这场短命帝制，把政治从制度拉回了人治。

整个民国时期，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从一党训政到党政双轨，政权像在打地鼠，刚冒头就被新的派系砸下去，永远建立不起稳定的政治秩序。

最后，真正赢得人心的，不是喊口号的，而是能抗战、能分田、能救命的那一方。1949年，政权更迭，不是输在战场，而是输在谁更能代表国家未来的信任。

参考资料：

军阀混战时期的政治动荡.一起读历史.2024-06-07.

李少兵 王莉：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爱思想.2006-08-28.

百年回眸︱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路.澎湃新闻.2016-02-03.

1942年“中原大饥荒”：政治腐败 政府失职.人民网.2015-08-31.

近代 | 王奇生：独裁与失控，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及运行(1927-1937) .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87-203页.

民国反腐：不打“老虎”只抓“鱼虾”.中国新闻网.2015-01-14.

短史记丨国民政府当年，究竟有多腐败？.短史记.2019-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