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之称谓与昭通的历史渊源

曲靖，云南省的一个重要城市，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09年），武帝在今麒麟区设置味县，属益州郡二十三县之一，是曲靖作为统一国家行政建置的有明文记载的开端，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建制史。而今日“曲靖”的称谓实与初唐时期昭通地区的曲州、靖州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曲靖和昭通是云南省相邻的两个重要的地市级行政区划，同属横断山脉云岭分支的乌蒙山系。“地当黔蜀之冲，山接乌蒙之险”（《珠江源碑记》），山水相依，田土相连，民风民俗相近，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深厚的历史连带关系。

两地较有规模的开发且与中央王朝发生行政关系，当在战国末期及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继位前，李冰父子相继担任秦国蜀郡太守，成功修成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四川成都平原成为富甲天下、取多用宏的“天府之国”。秦国于是以四川为根据地，积极向更为遥远的云南地区开疆拓土。据《华阳国志》记载，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李冰首次由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石，修筑过金沙江通往滇东北的道路。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又派常頞继续修筑这一道路，经宜宾过昭通直达曲靖。因滇东北处乌蒙深山区，山大谷深，筑路颇为不易，只能采用“积薪烧石”的方法。道路仅宽五尺，可供一人一马通过，故得名“五尺道”。今昭通盐津县豆沙关、曲靖境内宣威永安至经开区三叉驿均存有“秦五尺道”遗址。以秦在滇东北地区开通“五尺道”为标志，昭通与曲靖第一次产生了行政上的联系。有史料认为，“五尺道”开通后，秦国曾在昭通和曲靖地区设置治理。但因查无文献，不敢妄言。但道路既通，国家意志得以体现，两地的交往逐步密切，则是可以推测的。

西汉武帝时，为了降服趁秦未之乱趁机割据广大南越之地已近百年的南越王，武帝派中郎将唐蒙，率精卒千人，后勤保障人员数万，从蜀地僰道出发，沿秦时五尺道经昭通辗转曲靖到达夜郎地区，“赐给夜郎侯多同（人名）大批财物，于是夜郎归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在今四川、云南、贵州毗邻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犍为郡地域十分广大，共有僰道、江阳、武阳、资中、南广、汉阳、存鄢、朱堤、堂狼等12县，范围涵盖今四川宜宾、泸州、彭山、乐山、资阳、合江、简阳，云南昭通、盐津、巧家、宣威、会泽、东川，贵州威宁等大片地域，郡治为僰道（今宜宾）。其中朱堤（shú shí）为今昭通，其名称来源于境内的朱堤山：“产银而美”，所产之银称“朱堤银”。朱堤银是西汉时期高端银器的专用之材，专供皇室及豪门贵族之用。

同年（前135年），南越王在汉王朝岭南及夜郎两大战略方向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归附汉朝。汉武帝又派将军郭昌、卫广发兵进一步平定南夷地区，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在今贵州西部及云南东部设置了“牂牁郡”，并加封夜郎侯为夜郎王（《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该郡领县17，辖区涵盖今贵州福泉县直达今云南马关、麻栗坡、西畴间，其疆域已抵今中越边界。今曲靖市属师宗、罗平、富源皆在此郡范围之内，时罗平设县为“漏卧”，富源设县为“谈槀”。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又发巴蜀兵数万，击溃了与滇国同姓的滇东北地区今曲靖一带的“劳浸”、“靡莫”两部族，以兵临滇，滇王“尝羌”请降（“尝羌”是唯一有历史明确记载的滇王之名）。汉王朝于是在原滇王统治地区设置“益州郡”，并赐“滇王之印”，使滇王“仍长其民”。“滇王之印”于1956年11月，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滇王之印的出土，从考古学方面印证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益州郡共领23县，今曲靖地区陆良（同劳）、麒麟区（味县）皆在此郡之内。此时昭通地区与曲靖地区虽未在同一郡治之内，但都毫无例外地共同纳入了汉王朝统治下的中华版图，且两地区辖地互有交叉，又都是从巴蜀通往益州郡治滇池（晋宁）及至东南亚一带的交通要道也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后期的发展融合奠定了基础。

蜀汉刘备政权进入四川成都后，据有四川中心地域巴蜀两郡，称云、贵、川边大后方为“南中”，并在南中设置了一个直属蜀汉成都政权直接管辖的大行政区——“庲降都督府”。据《三国志·蜀志》记载，公元214年，刘备命邓方为朱提太守，选为安远将军，兼任庲降都督。时昭通（朱堤）已由东汉时的“犍为属国”升格为郡，朱堤郡遂成为南中地区的军政中心，其属县南昌（今镇雄）为庲降都督府治所。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时年邓方卒，刘备以李恢继任庲降都督，移治牂牁郡平夷县（今贵州毕节）。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死，后主刘禅继位，南中大姓雍闿、高定、孟获，牂牁太守朱褒叛乱，南中遍燃战火。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兵出征平定南中，将南中五郡分为七郡，仍命平叛有功的李恢为庲降都督，统领南中七郡，并将都督府治所由牂牁郡的平夷（毕节）移治建宁郡的味县（今曲靖麒麟区）。从此至南昭兴起的几百年间，曲靖地区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昭通地区因地接曲靖，两地的经济文化在此阶段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曲靖地区的“两爨碑”和昭通地区的“霍氏墓壁画”都是两地区这一历史阶段经济文化发展的最有力的历史物证。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七年（271年），晋王朝把隶属于益州（驻成都）的南中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划分出来，设立“宁州”，第一次把今日云南地区作为王朝中央直接统治下的一个大行政区，治所为建宁郡的味县，是当时的云南军政中心。时隔不久，改宁州为“南夷校尉”。时昭通地区的朱堤郡，含朱堤（昭通）、南广（盐津）、汉阳（贵州威宁）、南秦（贵州赫章）、堂狼（会泽）诸县划归治所为成都的“益州”。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昭通地区广大属地第一次和云南分离，划归了四川。同时，原来属于云南地区作为一个郡存在的“益州”，成了以成都为治所的另一大行政区的名称，此后云南再无益州之称。至南朝刘宋时期，将晋时的“南夷校尉”改称宁州。今曲靖地区的属地，除师宗、罗平属兴古郡外，大部属宁州下辖的建宁郡。而昭通地区的南朱堤郡（含朱堤、堂狼、汉阳、南秦）四县及北朱堤郡（含河阳、义城）两县又划入宁州管辖，重归云南建制。

隋朝废郡设州，也就是说，自隋之后，从战国以来“郡”的行政区划，在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演变后，在中国的行政建制中基本消亡（只在一些地方割据政权中仍有保留）。隋朝立国较短，在云南设治的资料也比较欠缺。据《隋书·史万岁传》及《新唐书·南蛮传》零星史料，在云南能查到三个州：昆明地区属昆州，曲靖地区属南宁州，昭通地区属恭州。可见曲靖、昭通在隋时仍是云南颇有影响力的重要地区。

唐朝继隋而有天下，并继隋在全国广设州名，据网传全国共设360州（府），下辖1557个县。唐朝前期，云南地区属以成都为治所的剑南道（监察区）统辖，剑南道下设戎州都督府，治所为四川南溪（今四川南溪县西）。今曲靖地区大部属地为戎州都督府下辖的南宁州。而昭通地区则基本上分为曲州（辖朱堤、唐兴两县，为今天昭通昭阳区一带）、靖州（辖靖川、分协两县，为今大关、盐津一带）、协州（辖东安、西安、胡津三县，为今彝良一带）。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改南宁州为郎州，州治为味县（见《旧唐书·地理志四》）。

后南昭国兴起，建国都于洱海之滨，与唐王朝争夺川滇黔边势力范围。唐天宝七年（748年）南昭攻破并一度占领唐王朝的郎州，并将郎州一带的“西爨白蛮”二十余万户强迁至永昌（今保山、腾冲一带的“寸”姓当是其后裔），致使郎州属地人口大减，许多地方空门绝户。樊绰《蛮书》上记载：“阁罗凤遣昆州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徒二十万余户于永昌城，（爨）日用子孙今立在永昌城界内。”而昭通所属的曲州、靖州一带战乱频仍，难民无数，居无定所。唐王朝在郎州稍为安定后，将曲州、靖州一带的难民迁移到郎州安置。两州移民思念故土，怀念家乡，唐朝于是将曲州、靖州各取一字，凑成“曲靖”，作为郎州的别称，以此慰籍两州移民的思乡之情。关于此段史实，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唐王朝派御史中丞袁滋为“册南诏使”，到南诏册立异寻牟为南诏王的行程中，袁滋所作的《云南记》上有明确记载：“从戎州（四川南溪）南十日程至石门（今盐津豆沙关）……第九程至鲁望（今鲁甸），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碑碣皆在，依山有阿芋路部落……”此段文字为樊绰的《蛮书》所引述。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曲靖电视台播出的《走进云南•曲靖篇》中，对曲靖地名的表述为：“曲靖之名始于唐朝南诏时期，《云南志》记载：‘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邱墓碑阙皆在’”。此一说明显然也是源于袁滋《云南记》的记述。而袁滋此次行程中，在石门（盐津豆沙关）留下的摩崖石刻作为国家级文物，至今留存。从此，“曲靖”一词正式登上云南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舞台。后唐朝势力基本退出滇东北地区，今昭通、曲靖一带均属南昭地方割据势力下辖的拓东节度使（治所为今昆明）属地。

后继南昭兴起的大理政权，基本上继承了南昭国的势力范围。今曲靖一带大部由大理国石城郡管辖，昭通及毗邻地区由于地接四川，宋王朝的势力比较强大，受其影响，名义上属宋朝叙州（治所宜宾）的羁縻之地，分为乌蒙部（昭通），乌撤部（贵州威宁）、芒部（镇雄）、易娘部（彝良）、易溪部（威信），閟畔部（会泽）。

“曲靖”一名，虽源于唐初昭通一带的曲州、靖州，但并未得到广泛推广运用。据推测大概只在原属曲、靖两州的移民中使用，以示不忘故土，以慰乡愁。但在一些地方史志中，也偶有使用的例子。如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南诏国所立《德化碑》中，已有“曲靖”之称。如唐玄宗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国忠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三路进兵云南攻南诏，751年，唐兵进抵曲靖，《南诏德化碑》上记述曰：“而仲通大军以至曲靖”。南诏通过与唐朝的两次战争取得胜利，基本控制了云南全境，《南诏德化碑》上炫耀曰：“十四年（赞普钟十四年，公元764年，唐广德二年）春，命长凤南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任副国主），佐镇抚。于是威慑步头（今红河州一带），恩收曲靖”。懿宗时期的樊绰《蛮书》中也多次出现“曲靖”一词，如“卷四”中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至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

元朝打败大理国，收服云南之后，在原大理国基础上设立“云南诸路行中书省”，简称“云南行省”。从此，“云南”一词，由汉武帝在今大理祥云设立的一个县名，经千年演变，最终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下的省级行政区划的名称沿用至今。瞻思丁·赛典赤于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临滇，以“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的职銜治理云南，在全省设置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令或县尹（大县设令，小县设尹）。“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二，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至元十三年（1276），在今曲靖地区正式成立“曲靖路总管府”，设陆凉、越州、罗雄、马龙、沾益五州，路治为南宁县（今麒麟区）。“曲靖”一名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确认的行政区划名而沿用至今。元朝在今昭通一带设芒部路，辖益良州、强州（两州含今镇雄、彝良）。设乌撤乌蒙宣慰司，下辖乌蒙路（昭通）、乌撤路（贵州威宁）。至清朝雍正九年，改乌蒙为昭通（《昭通府志》）。

由此可见，“曲靖”一名，原本得名于初唐时昭通一带的曲州、靖州的移民，至今已有1400年历史，只是当时流行不广，只作为郎州的别称，至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设“曲靖路总管府”，才作为国家确认并正式使用的地市级行政区划名，至今已近八百年历史。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其著作《徐霞客游记》中有明确记载：“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徐霞客这段文字，在樊绰《蛮书》中亦有相似表述。据推测，应为徐霞客转述樊绰之《蛮书》记述而来。

由此更可联想到，昭通、曲靖两地，自秦皇开边，汉武拓土，即产生了十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自古建制互有交叉，分分合合。唐初曲州、靖州大量难民移居郎州，始有“曲靖”之称。“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如箭忆咸阳。而今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唐刘皂《渡桑干》）。今日之曲靖，怕没有多少人是原昭通一带移民的后裔？这些移民后裔，是否还能从千年传说中知晓自己的祖籍地？而今曲靖地区的民风民俗、文化传承，难道不有若干成份是昔年昭通地区的移民带来而与当地融合演化而成的？有人在叙述这段史实时，曾感叹道：

“古滇云高泸水长，鸿蒙未开夜苍茫。秦皇开边筑鸟道，汉武拓土归夜郎。多元一体书文明，纷芸几代写辉煌。千年风烟几回望，乌蒙山中两故乡。”

是的，昭通、曲靖两地居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两地人文交流、文化互动、民风民俗的相互影响应是十分深厚且源远流长的。且两地同处乌蒙山系的地理特点，山水相连，田土相依，同是荆楚文明、巴蜀文明、中原文明进入云南的锁钥之地，两千多年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改革开放以来，两地市同全国各地一样，各项建设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昭通因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是云南融入和服务长江经济带，对接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连接点，具有突出的区位意义。而曲靖作为云南的副中心城市，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加强两地人文交往、文化交流、经济互动，互相促进、携手发展，共同打造滇东北经济文化发展高地，服务全省、全国发展大局，应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要义。（作者 何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