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黄埔四期毕业，受冯玉祥器重，帮马鸿逵整军，收编镇嵩军

刘志丹于1903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出生在陕北高原的保安县（如今的陕西志丹）金汤镇的一户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就在爷爷刘士杰开办的私塾里面学习四书五经。

刘士杰为人正直，不畏强暴，遇见不公平的事情总爱打抱不平，主动帮助乡亲们主持公道，从而受到众人的敬重。

刘志丹从小就是受到爷爷刘士杰的熏陶和影响之下长大的。

金汤镇当地有一户名叫张鸿儒的地主恶霸，他的儿子张廷芝仗着家庭有钱有势，经常恃强凌弱，仗势欺人。

有一次在庙会上，张廷芝带着几个人正在欺负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恰好被刘志丹和小伙伴们撞见，他们就走上前跟张廷芝进行理论。

刘志丹

没想到，张廷芝丝毫不听劝告，态度反而也变得更加猖狂。

于是，刘志丹实在忍无可忍，便带着其余几个小伙伴将张廷芝等人打得落荒而逃。

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担心，这次儿子得罪了张廷芝，张鸿儒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会实施报复，他就逼迫儿子去给张廷芝赔礼道歉。

然而，刘志丹却是十分倔强，他气愤地对刘培基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向那个坏东西认错！”

1919年，当时的保安县县长王宗寿私设名目，采取强制手段要求百姓缴纳更多的苛捐杂税，使得百姓被迫卖儿卖女，逃亡他乡，百姓一致推举刘培基带头状告王宗寿。

由于有众多百姓在背后支持，刘培基就写了一个状子，并且给王宗寿列举了八条罪状，将王宗寿状告到了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那里。

井岳秀和王宗寿不是一个派系的人，他索性采纳了百姓的状子，直接罢免了王宗寿的保安县县长一职。

但是，就在百姓一致拍手叫好的时候，王宗寿仗着背后的人脉关系，很快就把案子翻了过来，反倒让刘培基扣上了一个“聚众闹事，对抗官府，图谋造反”的罪名。

于是，刘培基遭到了官府的通缉，四处躲藏，不敢回家。

后来，经人出面调解，刘培基的家人把家里的店铺卖掉，又卖掉了一个女儿，东拼西凑凑够了一千两银子，这件事情才算结束。

刘培基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是家里也彻底破产了。

刘志丹的少年生活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土匪的绑票和军阀的袭扰，以及官府的各种税收，致使百姓民不聊生，这些都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刘志升亲身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公。

1922年，刘培基卖掉了家里的羊皮和羊毛，筹集了一些学费和盘缠，刘志丹才得以来到梦寐以求的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

刚一来到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刘志丹就想起了一年之前因病去世的母亲，他曾经在一篇散文当中这样怀念他的母亲：

“今天是我上榆林中学的前一天，我便回想起去年我预备到省城里考学校的时候，父亲还怕经费困难有些犹豫不决的意思。这时母亲便说：“你叫娃去念书是好事情，咱们在家里殷勤些，俭省些，几十块钱的学费算什么呢？”后来因为闹土匪，路不通，终究还是没得去，这可实在辜负了母亲的苦心了，想到这里我就哭。”

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地区的23个县当中唯一的一所中学，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杜斌丞。

杜斌丞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担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期间，积极改革校政，支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邀请进步人士来到学校当老师。

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走出的学生不计其数，除了刘志丹以外，还有谢子长、高岗、杜聿明、柳青等人。

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刘志丹入学之后学习到了新文化和新思想。

为了能够让学生及时了解外面的社会情况，杜斌丞专门在学校建了一个图书室，里面汇集了许多从北平和天津带回来的书刊、杂志和报纸。

魏野畴作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的一位进步教师，他发现刘志丹是一个满怀革命热情的血性男儿，于是就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推荐给刘志丹阅读。

通过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刘志丹在增长许多知识的同时，也让他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

刘志丹

于是，刘志丹带头首先在自己班级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并且建议其它班级的同学也都成立读书会。

每到课余时间，刘志丹就会跟同学们一起在图书室看书、看报，在操场上围坐在一起谈论社会实事。

在魏野畴的推动之下，刘志丹在学校联合了许多进步学生一起向杜斌丞提议，要求成立一个“学生自治会”。

对于这个提议，杜斌丞给予了大力支持，很快就在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大家一致推举刘志丹担任会长一职。

学生自治会刚一成立，就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他们通过罢课的方式，成功取得了参加校务会议的权力。

由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的进步思潮过于高涨，从而引起了北洋政府的重视，他们向学校发出警告，并且逼迫魏野畴辞职离开。

虽然魏野畴离开了学校，但学校又邀请来了季子洲、王懋廷、王森然等进步老师，使得校园里面的进步思想依然没有减少，刘志丹从他们身上受到了很大感染。

1924年秋天，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志丹成为了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的第一批团员。

第二年，由于刘志丹的优异表现，顺利转为了共产党员。

从此以后，刘志丹就把自己的人生命运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不久之后，刘志丹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前往三原参加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但是，由于路上交通不便，刘志丹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当他赶到三原的时候，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已经召开结束，只是赶上了参加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刘志丹又被选为共进社第一届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且作了关于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

当时的大革命席卷了整个广州，正处于高潮时期，在苏联的支持之下，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合作，联合创办了黄埔军校。

于是，中共党组织决定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挑选一批进步学生前去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包括刘志丹、张训谦、杜鸿范、高锦尚等人。

得知这个消息，刘志丹非常兴奋，毅然决定奔赴大革命的中心。

就在刘志丹、张训谦等人临走之时，同学们自发组织为他们送行，并且为他们朗诵起了刘志丹所写的《爱国歌》：

“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也不能等待，弯弓持戈，驰聘疆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

来到广州之后，刘志丹不负众望，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刘志丹不仅结识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政治教员恽代英，还认识了第一期毕业的陈赓、唐澍等人。

对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讲演，以及《政治周报》上刊登的农民运动相关文章，都让刘志丹感触颇深。

1926年7月，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国民政府决定誓师北伐，由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

而刘志丹也追随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参加了北伐。

当刘志丹行进到江西吉安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让他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的麾下工作，一同被调去的还有唐澎、王尚德等十几人。

冯玉祥任命刘志丹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

后来，刘志丹又作为冯玉祥的特使，前往宁夏的马鸿逵率领的第四路军担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主要任务是帮助第四路军整顿队伍。

第四路军的将士大多都是回民出身，并且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和雇佣军制度，将士们的眼里只是知道效忠马鸿逵，并不懂得效忠国民政府。

为此，刘志丹极力说服马鸿逵要改变这种制度，还要在营级以上单位设立政治机构，反对严酷的打骂和体罚士兵，废除对逃兵实施割耳朵、打军棍、揭背花等等酷刑。

刘志丹实施的种种举措，使得第四路军有了明显改善，他也在部队当中赢得了很高威望。

马鸿逵也是看在眼里，开始对刘志丹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极大好感，他经常夸赞说：“别看刘志丹年纪轻轻，治军真有方！”

1927年春天，此时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联军已经改编为第二集团军，他把控制陕西长达八年之久的刘镇华赶出陕西。

无奈之下，刘镇华只好率领上万人的“镇嵩军”残部逃到了河南境内。

冯玉祥得知刘镇华有意归顺，于是就派出刘志丹作为第二集团军的代表，带领一个排的骑兵前往豫西，与刘镇华详细谈判归顺的事宜。

然而，刘镇华是何等的老奸巨猾，他表面上同意归顺，实际上想要盘踞在豫西的山区，占山为王。

面对刘志丹前来谈判，刘镇华企图使用重金将他收买。

当然，刘志丹可是不吃那一套，他严厉告诫说：“你之前困围西安，已经欠下了几万条人命，现在对你收编是网开一面，你还不知趣，还要兵戎相见，况且你敢打吗？”

听完刘志丹的一番说辞，刘镇华自知不是冯玉祥的对手，只好率领剩余的“镇嵩军”接受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