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中国正深陷一场严重的饥荒。这场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让无数家庭挣扎在生存边缘。与此同时，国际局势动荡，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外交上几乎孤立无援。在这样的背景下，三艘满载小麦的货轮从加拿大起航，原计划运往中国，却在途中改道送往了阿尔巴尼亚。

饥荒与孤立并存的中国

1961年的中国，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开始，持续到1961年，起因是大跃进政策失误叠加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产量大幅下降，1959年受灾农田面积达到数亿亩，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尤为严重。

农民粮食配给少得可怜，很多人靠野菜和树皮填肚子。城市里，居民凭票领取定量口粮，排长队成了日常景象。据统计，这段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具体数字至今仍有争议，但后果之惨烈毋庸置疑。

国际上，中国处境也不乐观。中苏关系在1950年代末恶化，1960年苏联突然撤回在华专家，带走技术资料，中止合作项目，还要求中国偿还债务。工厂停工，工地废弃，中国几乎被挤出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汇储备所剩无几，每一笔支出都得精打细算。

为了应对国内粮食危机，政府决定动用仅剩的外汇，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小麦。1961年初，与加拿大的购粮协议敲定，第一批小麦计划从温哥华港运往天津港。这批粮食承载着缓解饥荒的希望。

从天津到地拉那的航向转变

1961年秋天，三艘货轮从加拿大温哥华港出发，满载着总计约6万吨小麦。航线横跨太平洋，途经印度洋，最终目标是中国天津港。这批小麦数量虽不算巨大，但对当时饥饿中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能让数百万人的口粮多撑几天。

船行至半途，一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紧急电报打破了原定计划。阿尔巴尼亚因与苏联决裂，经济陷入困境，粮食短缺严重，急需援助。这封电报迅速送达北京，外贸部门连夜处理。政治局紧急开会，讨论是否调整货轮航向。

会议上意见分歧明显，有人主张粮食必须先救国内，河南等地饿殍遍野，情况刻不容缓；也有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难得的盟友，援助能巩固国际地位。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将小麦改道送往阿尔巴尼亚。

指令下达后，三艘货轮调整航向，转向地中海的杜勒斯港。数周后，船只抵达阿尔巴尼亚，码头工人迅速卸货，小麦被运往内陆。这批粮食暂时缓解了阿尔巴尼亚的危机，当地政府对此表示感谢。这件事在当时被视为中阿友谊的象征，但对中国国内的饥荒来说，却意味着一份希望的延迟。

国际考量与国内牺牲

为什么中国会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把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这背后有几层原因。

首先是国际政治的需要。1960年，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翻脸，成为中国在欧洲唯一的盟友。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阿尔巴尼亚的支持显得尤为珍贵。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公开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苏联政策，这让中国感到必须回报这份支持。领导人认为，保住这个盟友，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其次是外交战略的考量。中国希望通过援助，展现国际主义精神，提升自己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当时中国处境孤立，急需盟友，哪怕代价是牺牲国内的粮食供应。

最后，国内政治也有影响。1961年，饥荒让政府承受巨大压力，援助阿尔巴尼亚可以向民众展示国家的担当，转移部分视线。尽管如此，这一决定在内部并非没有争议，很多基层干部和民众不理解，为何自家人都没饭吃，还要先帮别人。

从援助到决裂

三船小麦只是个开始。从1961年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全面展开，持续了十多年。据统计，1961年至1978年间，中国提供了约1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包括粮食、资金、武器和工业项目。1964年周恩来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受到热烈欢迎，两国关系进入高光时刻。中国援建了兵工厂、空军基地、电视台等项目，甚至连上海产的电视机都运了过去。

但问题很快浮现。阿尔巴尼亚对援助物资的管理相当混乱。价值不菲的机床被随意堆放，风吹雨淋生锈报废；技术员教工人节约零件，可对方却不当回事，甚至拿轴承当凳子坐。援建的拖拉机质量低下，最后还要求中国用外汇回购，成了经济上的负担。中方专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力改变局面。

到了1970年代，关系开始变味。1972年尼克松访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认为中国向美国妥协，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公开批评中国。地拉那街头出现反华标语，中阿关系急转直下。1978年7月，中国正式宣布终止援助，撤回专家。阿尔巴尼亚经济随之陷入困境，人均收入大幅下降，工厂停工，援建项目废弃，曾经的合作成果化为乌有。

这场从三船小麦开始的友谊，最终以破裂收场。中国的付出没有换来长久的回报，反而留下了一段教训。

三船小麦事件是中阿关系史上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国际交往的复杂性。中国在饥荒中仍选择援助盟友，体现了当时对外交和国际声誉的重视。然而，这种单方面的慷慨没能换来持久的合作，反而因对方的挥霍和背叛而告终。

这件事还让人看到国际援助的局限性。如果缺乏平等互利的基础，再多的付出也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阿尔巴尼亚的例子提醒人们，援助不能只靠热情，还得有机制保障，避免资源浪费。

更广的层面上，这件事是中国1960年代外交困境的一个注脚。面对苏联的压力和西方的封锁，中国试图通过援助小国打开局面，但结果证明，这种策略并非总能成功。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阿关系走向终结，也为中国后来的外交调整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