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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哈塔米的上台被称为伊朗的又一场革命，但最高领袖的权威以及对国内权力斗争的把握，使得哈塔米的现代化改革时进时退。

1、哈塔米的总统之路

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1943年生于伊朗中部亚兹德省阿尔达坎的一个宗教家庭，小时候立志行医，父亲却要其继承教业。1961年至1964年，哈塔米在库姆神学院和伊斯法罕大学学习伊斯兰神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哲学，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

1969年，他进入德黑兰大学深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哈塔米本可以出国深造，但他选择了重返库姆，继续学习宗教。当时的库姆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政治中心，汇聚了众多知名学者、著名的宗教领袖和教法学家。哈塔米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学习，旁听了许多著名学者和哲学家的课程，并从宗教改革派阿亚图拉莫尔特扎·莫塔哈里那里首次深入了解到黑格尔、马克思和其他流派的哲学思想。

在反巴列维国王的运动中，哈塔米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德黑兰的反政府组织“战斗的神职人员协会”，并与霍梅尼之子艾哈迈德·霍梅尼和蒙塔泽里一起组织学生游行，散发传单，印刷霍梅尼的讲话稿。由霍梅尼签署的很多宣言也是由哈塔米起草，他文笔流畅、文风清新，因而有“伊斯兰革命的秀才”之称，受到霍梅尼的钟爱。

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哈塔米被任命为德国汉堡“伊朗伊斯兰中心”的负责人。尽管有朋友向他提出，这个中心的舞台太小，建议哈塔米继续留在库姆，但哈塔米指出，“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是真主在呼唤我去欧洲，不管这个中心是大还是小。我感觉到我不得不放弃去库姆，前往汉堡可以更好地为广大穆斯林尽到我的责任。”

在德国，哈塔米首次与西方直接接触，在受外来思想文化影响的同时，他也积极地向欧洲宣传霍梅尼的政治主张。

在婚姻上，1974年，31岁的哈塔米娶了扎赫勒·萨迪齐为妻，而扎赫勒是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甘·库米的女儿，也是霍梅尼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妻子的姑姑。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哈塔米应贝赫什提、艾哈迈德·霍梅尼和穆罕默德·蒙塔泽里等人邀请，返回德黑兰。

1980年，伊朗举行第一届议会选举，哈塔米当选为议员和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同年，他被任命为伊朗最大报纸《世界报》集团负责人。1982年，哈塔米开始担任伊朗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部长。

1989-1992年，哈塔米担任拉夫桑贾尼政府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部长。在此期间，他顶住保守势力的压力，在文化界采取宽松政策，主张言论自由，反对思想和文化禁锢与压制，激励伊朗的电影制片人参加国际电影节，放宽对书籍等各种出版物内容的限制，扩大进口外国杂志和报纸的范围。此外，他还取消了音乐会实况转播的禁令。

哈塔米主张扩大妇女的权利和自由，他取消了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唱歌的规定，允许女歌唱家帕里萨为妇女举办专场音乐会。哈塔米这些开明之举不仅赢得了妇女和青年的衷心拥护，而且使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活跃起来，从而为哈塔米的总统竞选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他的开明政策遭到了议会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的行为被指责为“西化”“削弱伊斯兰教”，几乎每天都受到批评。

1992年，他以“无力承担建立更高文化的重任”为由被迫辞职。辞职之前，他警告说：“如果革命路线不给予修正的话，伊朗将会出现一个危险的苗头。”

哈塔米辞职后，担任拉夫桑贾尼的文化顾问和国家图书馆馆长，过起远离公众的隐居生活。

1996年，拉夫桑贾尼宣布其总统任期结束，从而解除了人们对他修改宪法、试图三进宫的怀疑，公开的总统选举拉开了帷幕。11月，哈搭米正式宣布参选，在选举前哈塔米坚称：“拉夫桑贾尼先生的建设道路必须继续，”在另一次演讲中他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政治发展的同步进行”。

支持他的团体主要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组织和建设公仆党，他们认为，哈塔米的参选将会为竞选注入新的活力，会带来更多的民众参与选举。哈塔米开明的政治主张吸引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尤其是他对年轻人的重视和主张妇女加入内阁的观点，得到了伊朗年轻人和妇女们的拥护，这对于年轻人占70%以上的伊朗来说，这一团体的选票不可小视。

1997年，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和保守派候选人纳特格·努里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分别作为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代表，政治观点针锋相对。

最终哈塔米赢得了69%的选票，成为伊朗新一届总统。《伊朗时报》报道称：“哈塔米赢了德黑兰，也赢了其他省市的支持：他获得了城市，也获得了农村；既获得穷人的支持，也获得了富人的支持。”

哈塔米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他的家乡亚兹德，在那里他获得了近85%的支持率，其次在布什尔、伊拉姆和法尔斯，他的支持率分别为84%、81%和80%，在纳特格·努里的故乡马赞德兰，哈塔米获得了44%的选票。但正如阿萨杜拉·巴达姆谢安所说：“投向哈塔米的选票并不完全属于他本人，因为只有得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许可后，这种事情才会发生。”

2、与哈梅内伊的矛盾

如果一开始哈梅内伊就利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人事筛选制度将哈塔米拒之门外，也就不可能有他未来的八年执政。因此，哈塔米的当选一方面是因为他开明的政治主张迎合了人民的要求，获得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国内派系斗争的结果。

1997年哈塔米上台后，伊朗政坛出现了新气象，政治派别及其斗争逐渐成熟，也日益复杂。总的来讲，由改革和保守两大派别组成，但各派又有不同政见的小派别。在改革派内部，有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温和派，以伊斯兰左派为代表的激进派，还有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其中，温和派支持自由市场原则，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确保经济的平衡发展，其成员包括农民、技师、工商业者和教师等。激进派主张权力多元化，认为一个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有助于他们重获1992年议会选举所丢失的权力，他们主张重新分配财富，认为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将会毁坏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观。

但激进派在社会文化和外交事务上没有统一的观点。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傲慢的超级大国，致力于掠夺他国财富，另一些人又支持哈塔米提出的文明间对话。部分人对妇女在公共事务中作用的观点与保守派极其相似，而又有些人甚至是女权主义的狂热支持者。

以哈塔米为代表的改革派则主张建立在民主价值观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认为只有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法治国家才能保持伊斯兰政府的长治久安。改革派关注的重点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还在公民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上，其代表政党是伊朗伊斯兰参与阵线。

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权力之争已是伊朗国内政治斗争的主流，其间，宗教领袖的政治平衡术也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随着哈塔米改革政策在国内带来的争论和批判，哈梅内伊和保守势力对哈塔米开始展开攻势。

1999年3月，议员阿里·扎德萨指出，相对于伊斯兰政府的忠诚者，哈塔米更喜欢革命的敌人。扎德萨提醒人们注意，哈塔米曾经许诺抑制通货膨胀，解决经济问题，相反他的政府却将时间浪费在“所谓的政治问题上”。他警告哈塔米，伊朗人选他做总统并不是要一个新的摩萨台，只要他无视群众的饥饱，总有一天，人们不会再沉默。

对于哈塔米的支持者认为总统被束缚手脚因而不能实现诺言的说法，扎德萨指责这是“天大的谎言”，因为这些支持者们都是些流氓无赖，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主张将这些人逮捕起来。

1999年8月24日，哈梅内伊召见哈塔米及其内阁成员，责怪他们无视伊朗当前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把“第二位的问题”强加给伊朗人民。

他提醒哈塔米，人民再也不会相信空头支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撇开总统和内阁的责任，去关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是不可取的，追究作者们被暗杀的凶手是不能摆在国家议题上的。

尽管哈梅内伊对哈塔米也进行了表扬，但保守派更多关注的是哈塔米的过失，领袖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指责哈塔米开了绿灯。

对于一个力图摆脱依靠外来者的国家，对生产、投资和经尽管当前伊朗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派的政治主张也越来越得到民众的认可，但为防止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毁坏伊斯兰革命的基础，在2004年的议会选举和2005年的总统选举中，宗教领袖再次动用了宪监会的人事筛选权，将大量改革派候选人拒之门外，从而保证了保守派对改革派的牵制。

宗教领袖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维持平衡，其主要原因在于后霍梅尼时代，继任的国家领袖不可能在个人魅力上超越前任，因此其在干预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领袖职能中的权威性会更少一些，而平衡的色彩更浓。

3、政治改革的举步维艰

尽管哈塔米上台后，伊朗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出现了新景象，但总的来看，保守势力仍然掌握着国内重要的权力机构，其中包括宪法监护委员会。为打破保守派的掣肘，2002年，哈塔米提出了两个提案，被称为“双子提案”。2002年9月1日，他提出的第一个提案是建议削减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不让他们随意废除参选人的资格。9月24日，他提出第二个提案是希望增加总统权力，赋予总统可以警告甚至惩罚行政和司法机构官员的权力。但宪监会都以提案违反宪法和伊斯兰法而被否决。

随着哈塔米改革的日益推进，保守派的打压政策也随之达到高峰。他们始终认为“伊斯兰价值观的底线要比国家领土的边界重要一百倍”，“因为伊斯兰价值观的边线也是真主信仰的底线”，因此防止外来文化的侵害，一定程度的自由限制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理论根基具有保护作用。

1998年，革命卫队司令拉希姆·萨法维警告说，部分媒体已经变成反革命的老巢，如果有必要清除媒体中的非信仰因素，就应当动用武力。他认为，“西方的文化侵略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的主要威胁，因而言论自由是危险的，革命卫队也将不允许任何人动摇珍贵的革命信念。”

据报道，他曾扬言要割掉政治反对派的舌头或处死他们。1999年学生暴乱之后，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亚兹迪认为镇压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自由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同时也主张动用暴力来反对那些被认为是敌人的人。

1999年7月7日，议会在限制媒体自由上又更进一步。提出的新提案包括阻止反对派的记者、编辑从事任何形式的媒体活动，加强保守派在媒体行业的势力，限制政府对改革派出版物的补贴等。1999年学生暴乱之后，保守派采取了新措施限制媒体自由。8月2日，司法部提交了一份阐述反政治罪的25点计划草案，这一政治过失包括通过加剧人民差异来违背国家独立、散布谎言和谣言、与外国大使馆交换信息危害伊朗利益等。

保守派的政治理念使其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他们动辄关闭改革派有经营许可的杂志报社，迫害甚至暗杀改革派人士，首当其冲的是伊朗改革派的政府高官和在民众中较有影响并有改革倾向的政治思想家，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长穆哈杰拉尼、内政部长阿卜杜勒·努里和德黑兰市长卡尔巴什奇。

穆哈杰拉尼曾公开指责保守派限制伊朗人民自由的做法，主张修改宪法，他的言论引起保守派的极为不快。由于他在1990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过伊朗应与美国展开对话，保守派便以此为由头，攻击穆哈杰拉尼，“在对抗敌人的文化指导力量中，文化部长在内心缺乏对美国足够的僧恨”，他不视美国为敌人，主张直接对话，因而不能担任与伊朗政治体系命运休戚相关的国家伊斯兰文化指导职位。

由于内政部长地位的重要性，对阿卜杜勒·努里的弹劾和打击很明显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意在打击哈塔米的改革气势。努里则严厉指责保守派的专权，主张革命利益需要支持更多的自由政策。

1998年，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努里被迫辞职，1999年11月被判入狱。德黑兰市长卡尔巴什奇在首都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巴扎商人和年轻人们，但他开放的作风和对保守派的严厉批评使其最终也被打入监狱。还有对改革派思想家的迫害，其中包括阿卜杜勒卡里姆·苏鲁什、穆罕默德·穆杰塔希德·沙巴斯塔里、穆赫辛·卡迪瓦等。

4、畸形经济结构的挑战

此外在经济上，伊朗畸形的经济结构也是哈塔米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首先，石油产业和非石油产业的发展失衡，使得国家预算和外汇支出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其次，税收不足，各种名目的补贴过多。据估计，伊朗税收约占年GDP的6%-7%，其经济的40%处于“地下”，每年有70%-80%的收入税被逃掉。

尽管如此，据估计各种可见与不可见的补贴费用约占GDP的15%-20%，而这种补贴一方面使人们的人均消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大量浪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因为87%以上的补贴是面向城市，最富有的10%的人口得到政府补贴的20%，而最贫困的10%的人口所占份额不足4%。

再次，公有机构和半政府机构的经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尤其是有保守派背景的伊斯兰基金会的发展和壮大，严重挑战到哈塔米的经济改革。据称，这些基金会控制着约40%的非石油经济，并声称其年营业额仅次于政府本身。其资金总值约占伊朗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其中大部分是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没收来的企业及其资产。这些基金会的任务起初是将“进行残酷剥削的资本家”在革命前积累起来的“非法”财产重新发给贫苦大众。

1989年霍梅尼逝世后，这些基金会便抛弃了它们的社会福利功能，转而从事直接的商业活动。它们不用缴纳各种普通税和进口税，免税进口从香烟到汽车的一切东西；它们不用遵守绝大部分政府规定，能够从国有银行获得补贴性外汇和低息贷款：不需对中央银行、财政部或其他政府部门负责。名义上这些基金会受到最高领导人的管辖，实际上它们的运作不受任何监督。

根据什叶派穆斯林的传统，虔诚的商人应该将自己的部分利润捐给当地的清真寺，由清真寺用这笔钱来帮助穷人，事实上许多这类基金会是直接向企业家强行索要部分利润。然而由于这些基金会大多由激进的毛拉们掌握，因此其雄厚的资金通常会成为域外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财政来源，从而对伊朗的对外政策产生负面影响。

在哈塔米当政的8年中，尽管伊斯兰民主政治深入民心，但在2005年的总统选举中，改革派仍然败给了提出将“石油收益摆在百姓餐桌上”的平民总统内贾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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