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逝世，李敏核对参加追悼会名单：怎么能没有我姐姐？

自1947年从莫斯科回国到晚年岁月，贺子珍对两件事情有着强烈的执着：一是与毛主席相见，二是去北京转上一转。

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婚姻虽然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但在这十年里，贺子珍陪毛主席经历了人生中诸多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使得毛主席和贺子珍对彼此的感情都十分深厚。

1959年，毛主席前往庐山开会，主动提出要与贺子珍见上一面，这是他们分别22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贺子珍在事前并不知道，当她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就如同打开了闸门的水坝，再也无法关上，她一直看着毛主席，却久久说不出来一句话。

毛主席见状，温和地说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接着，毛主席询问了贺子珍的状况，贺子珍一一做了回答，毛主席又主动谈起了自己这些年的情况，当贺子珍得知毛主席一切都好后，赶忙点了点头......

就这样，毛主席与贺子珍坐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便分开了，虽然这次会面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贺子珍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

可令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有了这次与毛主席的会面，在此后的几年里，贺子珍每年都会前往庐山一趟，她认为毛主席喜爱庐山，自己只要在庐山，便一定能再见到毛主席，但却始终未能如愿。

对贺子珍而言，想要见毛主席的办法在当时只有这一种，因为她深知自己无法去北京。

1949年，贺怡曾带着姐姐贺子珍南下进京，但在火车途经山海关时，有两名自称党组织派来的人，强制要求她们南下到上海去，不允许进京，贺子珍自然清楚不让进京是针对她的。

也是在这一年，曾受过贺子珍4年关心、爱护的毛岸英就曾向爸爸毛主席提出想要把贺子珍接到北京来，但后来因为毛岸英在朝鲜牺牲，这一愿望便没能实现。

此后的日子里，贺子珍鲜少提出要去北京，直到1966年，贺子珍在得知侄女贺小平要去北京后，再次提出自己也想去北京转一转，贺小平闻言，说道：“姑姑，你怎么去？市委不会同意的。”

贺子珍听到这句话，愣了半天没有说话，良久后才轻叹一声道：“我到北京去住娇娇那里嘛，他当他的主席，我不去找他，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北京十大建筑人家都看过了，我还没看过，为什么我不能去北京？”

听到姑姑的话，贺小平觉得十分心酸，但她也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劝说姑姑不要去北京，直到贺子珍不说话后，贺小平才知道去北京这件事姑姑作罢了。

让贺子珍没想到的是，再次见到毛主席和去北京竟都是毛主席逝世3年后的事情了，

1976年9月9日，伟大人民领袖毛主席逝世，当李敏得知这一噩耗后，担心妈妈承受不住，便立即让丈夫带着女儿看望了上海。

但终究毛主席去世的消息还是没能瞒住贺子珍，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贺子珍先是一愣，随即便被击倒了，一直以来，她都十分挂念毛主席的身体，惊闻噩耗后，她一连几日都以泪洗面，不吃不喝。

面对女婿孔令华的劝说，贺子珍一边哭，一边说道：“你们的爸爸走了，他临终时儿女都不在身送送他，好可怜啊！”

说完，贺子珍又开始自我埋怨，她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嘱咐女儿好好照顾毛主席，随即又埋怨女儿非要搬离中南海，没能照顾好毛主席。

自毛主席逝世后，一直没有相关部门安排贺子珍去北京为毛主席做最后送别，哭过后，贺子珍缓缓开口道：“我也要祭奠润之。”

说着，贺子珍流着泪找出了一张毛主席相片，并找了一块黑纱披在了上面，然后向毛主席遗像深深鞠了三躬。

虽然自己不能去北京吊唁毛主席，但贺子珍还是把自己的侄女儿、外甥、外甥女儿喊到身边，安排他们去北京奔丧了。

就这样，伟大人民领袖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他的亲人。

李敏在处理完毛主席的后事后，赶忙前往上海，贺子珍在见到女儿后，紧紧握住她的手说了一句：“对你爸爸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你爸爸的遗志，为人民好好工作。”

可就在贺子珍准备好好工作时，她却病倒了，接踵而来的不幸，让贺子珍十分痛苦，“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让贺子珍“重获新生”，她努力锻炼着身体，只为能为人民好好工作。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得知这一消息后，贺子珍高兴地说道：“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在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贺子珍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要求：“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去看看天安门！”

这些愿望藏在贺子珍心中30年，很快便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

1979年9月3日，党中央派飞机前往上海接贺子珍来到北京，一下飞机，贺子珍便被接到了301医院。

在到达医院后，贺子珍便提出想要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医护人员考虑到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只得劝说她再等几天。

在决定出发前的两天里，医护人员和李敏等人便已经开始做起了贺子珍的工作，嘱咐道：“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贺子珍连连点头，她这一生最遵守的便是组织的纪律。

1979年9月18日，贺子珍在李敏、孔令华的陪同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在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里有一个3米高的毛主席汉白玉坐像，李敏和孔令华代母亲贺子珍敬献了一个心型花圈，随即，他们便与毛主席的汉白玉坐像进行了合影，这是继1937年延安合影后，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又一张合影，而这一张合影也成了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最后一张“合照”。

随后，李敏和孔令华推着母亲贺子珍的轮椅走进了毛主席遗体陈列室。

当贺子珍看到毛主席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时，她的视线舍不得从毛主席身上挪开一点，那一刻她想到了什么？或许是42年前的延安之别，又或许是20年前庐山的匆匆一会，也可能是想到了他们共同度过的那十年岁月。

不知不觉间，眼泪早已不听使唤，涌了出来，即便在这种时刻，贺子珍也牢记组织上的纪律，她紧咬着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李敏见状，怕母亲受到刺激引起她的病来，便赶忙把她推进了休息室，这一次瞻仰毛主席的时长仅有10多分钟，但贺子珍却十分知足。

走出纪念堂，当贺子珍被人扶进车里时，她突然转过头，望着纪念堂红红的眼眶里还满是泪水，嘴唇也不停地颤抖着，好像想说些什么，这时，李敏也不约而同地把头侧了过来，她们的眼神共同落在了同一个方向：天安门那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上......

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贺子珍又怀念起了上海，于是她主动向中央提出想要回上海居住，中央领导得知后，告诉她：北京和上海，她可任来任去、常来常往。

1981年5月，贺子珍心满意足地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可令贺子珍没想到的是，有生之年，她再也没能再去北京一次了。

时光飞逝，1984年进入4月后，贺子珍便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情况，进入中旬后，贺子珍出现了便血的情况 ，便立即住进了华东医院，住院后，医生用了很多办法也没能使贺子珍的身体恢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家终究还是去了，这一年，贺子珍75岁。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么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上海市委不敢擅作主张，与此同时，贺子珍的亲属也提出了要求，他们想要把贺子珍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贺子珍家人的坚持下，上海市委将此事请示了中央，最终由邓小平拍板：一、骨灰放在八宝山第一厅；二、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全部送花圈。

就这样，贺子珍在去世后，终于得到了她生前应该享有的尊重和待遇。

贺子珍的追悼会被定在1984年4月25日举行，然而就在追悼会即将举行的前一天，李敏在核对追悼会名单时发现少了不少人，其中便包括自己的姐姐毛远志，她当即向上海市委同志问道：“怎么能没有我姐姐？”

不等上海市委反应，李敏便给姐姐毛远志打去了电话，询问她是否前来参加追悼会。

当得知伯母离世后，毛远志很是难过，但还说道：“我没有收到讣告。”

这时，李敏才意识到这是控制了参会人数，她当即要求市委纪要人员连夜送讣告去，但在外地的还是没能赶回来参加贺子珍的追悼会。

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被火化后，中央派来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了北京，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天有不少老同志自发地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这位老革命战士表达了最后的敬意。

在处理完贺子珍的后事后，李敏和工作人员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一个陈旧的红毛毯和一本残证，这是贺子珍自己精心保管了几十年的遗物。

红毛毯则是贺子珍和毛主席共同用过的，从井冈山到延安到莫斯科到东北到上海再到南昌又到上海，在这50多年的风雨里，贺子珍硬是把这份与毛主席的共同回忆保存了下来。

残废证是李敏从未见过的，打开看后，李敏赫然看到上面写着三等甲级《革命军人残废证》。

这一张证书早在1951年就下发给了贺子珍，按照规定贺子珍每年都能领330元，但在领款签名栏里却没有签过一次名字，证明贺子珍从未领取过这笔钱。

34年的残废金并不是个小数目，可贺子珍从来没拿过，看到这里，李敏的眼泪止不住的落了下来，因为这本证书不仅是妈妈贺子珍当年经历枪林弹雨的证明，更是妈妈贺子珍永存人间清白和荣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