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傍晚，台北马场町刑场下着大雨。

一个左眼深陷、只剩右眼有微光的将军被推下卡车，走路却稳得像踩在石头上。

行刑前半小时，他用手指在潮湿的土墙上写绝命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写完抬头看灰黑的天，那只瞎了的左眼，好像还在找黎明的缝。

这人就是国民党“参谋次长”，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吴石将军。

从“活地图”到阶下囚的48小时

1950年3月1日晚，台北南昌街117号吴公馆正吃晚饭。

突然有人使劲敲门，副官聂曦一开门，七八个保密局特务直接冲进来，领头的掏出个东西就亮，说是“总统手谕”，要立刻扣下吴石，送军法局审。

没等多说，吴石和他妻子王碧奎、16岁的大儿子吴学成、7岁的小儿子吴健成全被带走了。

屋外的雨声和孩子的哭声混在一起，邻居只看见吉普车的尾灯在巷口一闪就没了。

这时候离吴石调去当“国防部参谋次长”才八个月。

更早之前，这位从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还以第九战区中将参谋长的身份参加过三次长沙大捷，白崇禧都叫他“活地图”。

谁能想到，这么大的“参谋次长”，居然是埋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密使”？

吴石能从这两所学校毕业，军事本事肯定硬，也难怪国民党会让他当参谋次长，管核心的军事机密。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人，成了隐蔽战线的人。

这种日子想想都觉得难，既要装得像，又不能露马脚，稍微错一步就是掉脑袋的事。

左眼没了，心里的光还在

吴石被带到了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看守所，关在地下一层的六号囚室。

那屋子不足五平方米，却要挤十个人。

他被推进去的时候，头顶15瓦的灯泡晃得人影乱晃。

按狱里的规矩，新犯人进来都要受“杀威棒”。

特务先让他脱了鞋袜，光脚站在水泥地上，再用削尖的竹棍抽他的脚底。

吴石一声没吭，只把眼镜摘下来，小心放进衣袋里。

竹棍都打断了，他又被命令靠墙倒立，胳膊反绑着，脚尖离地，这招叫“倒挂金钩”。

半小时后，他左眼眉弓被棍梢打到，血顺着镜框往下滴，这是狱方第一次盯着他的眼睛下手。

之后又是“老虎凳”，吴石被绑在长凳上，双腿放平，膝盖下面垫砖头。

每加一块砖，骨头缝里都“咔”响，加到第七块的时候，大腿韧带撕裂的声音特别刺耳，他当场昏了过去。

接着是“辣椒水灌鼻”，用军用橡皮管插进他鼻子里，灌混了辣椒粉的冷水。

肺部烧得疼，引发剧烈咳嗽，他左眼的毛细血管都爆了，视线一片模糊。

最后是“电刑烧瞳”，特务用电话机改装的手摇发电机，两极分别夹在他的左眼皮和右耳垂上。

摇了几十圈，电流穿过眼球，玻璃体像被针扎一样。

吴石惨叫一声，左眼就再也没了知觉。

第二天早上，同牢房的龚德柏隔着墙缝看见他，左眼肿得像个桃子，瞳孔是灰白色的，已经全瞎了，只剩右眼还闪着光。

狱卒把饭盒踢到他脚边，他用右手摸索，左手却一直护在胸前，那里藏着写给妻子的绝笔信。

换作别人，经历这些可能早就垮了，但吴石没开口，就凭这一点，他就配得上“英雄”这两个字。

最后的牵挂，永远的传承

虽然左眼瞎了，吴石却没消沉。

他让难友偷偷递来《中国文学史》、《世界史纲》这些书，白天靠铁窗透进来的光看，晚上就借着走廊15瓦的灯泡，用右眼离书不足十厘米地“啃”。

有一次放风，他摔在台阶上，膝盖磕得血肉模糊，却先摸眼镜还在不在。

他对难友说：“我一只眼瞎了，可心里还得亮堂。”

后来特务搜查，发现他衣角缝着一根金条。

按规矩，“匪谍”的东西都要充公，但毛人凤为了让他招供，罕见地默许了：“给他留着，让他知道只要合作，还有好日子过。”

这根金条成了黑牢里唯一的温暖，吴石想把它留给小儿子当学费。

他在信纸上写下八个字的家训：“为人为善，持家清廉”，连同金条一起，塞在囚室的墙缝里，用水泥封好。

本来想，他都这样了，特务可能会松口，可吴石始终没低头。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军事法庭宣读了死刑判决。

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个人被绑着押赴马场町。

囚车开出看守所的时候，雨还下着。

目击者说，吴石拖着肿得厉害的腿，却最先下了车。

他抬头看天，右眼被雨丝打得睁不开，还努力向左看，好像要让瞎了的左眼也看看最后的景象。

行刑队让他背对着跪下，他拒绝了：“军人死也得向前。”

枪声响起后，他还保持着半跪的姿势，右眼圆睁着，望向海峡对岸。

那天晚上，保密局连夜把他们的遗体埋了，家属连尸骨在哪都不知道，最后只拿到了那根金条和写着家训的信纸。

1973年，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94年，他的妻子王碧奎把他的衣冠迁到了北京福田公墓；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立起了吴石的汉白玉雕像，跟朱枫、陈宝仓、聂曦站在一起。

吴石用一只眼睛，在黑暗里照亮了隐蔽战线的路，这种精神不是说说而已，是刻在骨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