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燕燕：蒸年馍

临近春节，路两旁的行道树挂满大大小小的红灯笼，连公园的灌木丛也披挂上一闪一闪的霓虹灯。朋友圈里开始晒年货，晒美食，晒旅游……各种晒，热闹的氛围就这样一点点营造，直到把所有人都迎到除夕夜的餐桌旁。

小时候，过了腊八，就开始盼望过年，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时间过得那么慢，感觉熬到三十晚上拿上崭新的压岁钱时，就已耗尽了全部耐心。现在的时间真不经过，似乎刚刚过了“十一”，一眨眼的工夫，怎么就到了春节。

自从上班后，每年过了腊月二十，母亲都会打来电话，问能不能回家帮忙，要蒸年馍了。所谓年馍，就是正月里待客、走亲戚要带的馒头，比平时吃的大而白，伴有巧妇点缀的朴素花样。各地年俗不同，南方人蒸糍粑、年糕、糯米团，北方人蒸馒头、花卷、包子；从饮食习惯里就可看出南北性格的差异，一个精巧，一个敦实；但那份为团圆而忙碌的虔诚，以及在蒸汽氤氲中变得模糊又温柔的家人面庞，却是一样的。

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打糕蒸馍贴窗花，母亲还在遵循古老的民俗。放下电话，我的眼前就会映出小时候母亲蒸年馍的景象——厨房里热气蒸腾，屋外的筛子和笸篮里，正晾着许多白白胖胖的馒头。而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南方院落里，或许正飘着熏腊肉的青烟，响着打糍粑的号子。那种混合着劳作、期待与食物本真香气的年味，很多年没有体会了。公婆去世多年，春节回家就像走亲戚，年夜饭也是凑合着在小家里吃，春节过得寡淡如水。按照关中的习俗，嫁出去的姑娘离得再近，也不能在娘家过除夕；小时候父母姐弟围坐一桌，吃年夜饭、嗑瓜子、看春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周六日或者能请到假，我每年腊月都会回娘家蒸年馍。去年腊月二十七我到家时，从咸阳赶来的妹妹和弟媳妇已经在家了。妹妹挽着袖子正在和面，弟媳妇在案板上备菜，母亲手上到处是裂口，只是打个下手。家里真冷，我换下衣服，找了母亲的棉裤和棉鞋穿了，也加入干活队伍。洗菜的洗菜、剁馅的剁馅，很快就备好了包子的馅料。日到头顶，大家齐心协力做了午饭。父亲和弟弟还在各自工作单位忙，我们也不等他们。母亲说，今儿不冷，午饭就在院子里吃吧。简单的饭菜，四个女人吃得满头大汗，纷纷说好吃。这才是家的味道啊！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一起干活怎么能少了聊家常？弟媳是全家的颜值担当，四十多岁了，依然俊秀苗条。想当初嫁过来时，菜都不会切，更别说做饭炒菜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当初的十指不沾阳春水，到现在里里外外一把手，两个孩子也培养得优秀懂事，我发自内心为她点赞。妹妹一开口，就是她家二宝如何聪明如何搞怪，一听就是幸福的女人。

面和得晚，醒面还需要等个把小时。母亲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了，过年走亲戚不必带年馍，超市的礼品五花八门，咱们只蒸些自家吃的就行。等了许久，其间母亲与弟媳几次去看面盆，还是冷冷的一坨，不动声色。这盆面真不够意思，盖着棉被，睡着电热毯，还烤着一个“小太阳”电暖器，就是不醒。

我等得快要瞌睡了，母亲大喊“面醒了，面醒了”。大家七手八脚将面弄上案板，包子馅是上午就备好的，随手可用。揉面的揉面，擀皮的擀皮，捏包子的捏包子，母亲负责烧火。晒了一冬的硬柴，在灶下噼啪作响；烟气升腾中，四个女人说着笑着，一锅包子就出了笼。大家嘻嘻哈哈吃着，点评谁包的包子最丑。我让挑最丑的先吃，模样周正的留下过年。弟媳说：“我真找不出哪个最丑。”妹妹说：“可能是丑得比较均匀吧。”大家又一阵嘻嘻哈哈。

一会儿，又蒸好了一锅馒头。我对馒头怀有深厚感情。黄土地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会干农活。记忆中的夏天，天刚麻麻亮就去地里拾麦穗。父亲说一把麦穗就是一个白馒头，于是劲头更足了，看见大人割过的麦茬地里藏着的麦穗，俨然遗落一地的馒头。这些年，在饭馆、酒店吃饭，最看不得服务员在客人散去后将剩饭剩菜一股脑倒进垃圾桶，我不知道该责怪客人还是服务员的浪费。儿子吃剩的饭，我也努力吃完，不忍心浪费，尤其是不忍心去扔剩下的馒头。家里每次吃剩的馒头，我都不忍心扔，放几天，希望有人吃掉；看看仍旧没人吃，干了，硬了，这才将馒头装袋，趁无人注意扔进楼下垃圾桶，扔时心犹戚戚然，默念几遍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看看天色已晚，我们三人收拾东西就准备各回各家、各抱各娃。母亲不忘叮咛：“把包子多带点，衣服穿厚点，把娃们管好。”

我开车走出很远了，母亲还在家门前的路灯下站着，腰身已经不再挺直。夜风起，一时有灰尘迷了眼……

原刊于《西安日报》2026年2月9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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