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牺牲前有多惨？日军晚年回忆：她的惨叫声像来自地狱的声音

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早在1950年年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就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这位令人敬仰的著名抗日女英雄，牺牲前却特别惨烈，日军晚年回忆道：“她的惨叫像来自低地狱的声音。”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出生在四川宜宾白花场白杨嘴村，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乳名端女儿，字淑宁。

20多年后，她在东北抗日改名为赵一曼，1927年9月，党组织派赵一曼奔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天凌晨三点，赵一曼与40多名青年共产党员在上海登上一艘商船前往苏联，为学习交流和旅途安全。

他们10人编排为一组，赵一曼这一组的组长名叫陈达邦，190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是任弼时妻子陈琮英的胞兄，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是武汉中央军事学校第六期同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

陈达邦接过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学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商船在大海上航行，激烈的颠簸让赵一曼感到不适，陈达邦关心她，守护她，照顾她，为她端茶送饭，赵一曼也感受到了温暖，当结束了海上航行到达苏联的时候，赵一曼感到自己已经爱上陈达邦。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陈达邦与赵一曼经常在一起学习俄语，马列主义等，不久之后，俩人于1928年4月在莫斯科结婚，不久之后赵一曼便怀孕了，但学习的劳累，肺病的复发让赵一曼身体每况愈下，党组织考虑她身体状况，决定让她先行回国，陈达邦仍然留在中山大学学习，殊不知，这竟是生死离别。

1928年年底，赵一曼回到国内，次年2月，在湖北生下了儿子“宁儿”，她为革命东奔西走，将儿子放在一位亲戚家中寄养。

1934年7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赵一曼来到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根据地开展工作，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为东三省的抗日贡献力量。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在这紧急关头，为保存实力，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提出组织突围，王惠同和赵一曼争相要求对方首先撤退，由自己来担任掩护。

王惠同组织战士向西北方向突围，赵一曼集中不到10名战士负责掩护，战斗中击毙横山部队机关炮队长谷清一等4人，伤日军伪警30多人，但是第二团却遭到日军严重打击。

团长王惠同因重伤被俘，后遭遇敌人杀害，政治部主任赵一曼在战斗中左臂负伤，后来在西北隐蔽养伤期间，因汉奸高密，于11月22日被敌人包围，战斗中左腿又负重伤，在昏迷中被敌人俘虏。

1935年11月27日，大野泰治等4人押解赵一曼从朱河坐火车回到哈尔并，之后把她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拘留所里。

这一时期，大野泰治等每天都对赵一曼进行审讯，严刑拷打，上大刑，用钢针刺伤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赵一曼坚定地说：

“关于抗日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作为中国人不能坐视日本的残虐行为，所有的中国人义然拿起枪来反抗日军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为。”

有时日军也用假慈悲的手段，用好吃好喝来“感化”赵一曼，赵一曼每次都是怒斥敌人，将敌人端来的饭菜全部倒在地上，敌人的各种手段都没能让赵一曼屈服，赵一曼的伤口不断恶化感染，再一次生命垂危，大野泰治与几个宪兵商量后将赵一曼送往哈尔并市立医院监视住院治疗。

为赵一曼治伤的主治医生是张柏岩，他认真检查了赵一曼的伤势，发现她全身有几处枪伤，左手腕的贯通枪伤，住院期间已经好转，左大腿的“七九”式步枪子弹伤，是重伤，没有得到治疗，创面已溃烂化脓。

经过拍腿部X光片，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有24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伤势危重，张柏岩为这位抗日女伤员的坚强深感敬佩，他知道赵一曼坚决反对锯腿，所以尽量保住她的腿。

赵一曼顽强地与敌人，伤病斗争着，她随时准备死去，但从来没有放弃生的希望，敌人见赵一曼伤势开始好转，为了便于审讯，便将赵一曼从大病房转到单人住的6号病房2号室。

赵一曼伤势好转，但是她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她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她下定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抗日到底。

这几个月，赵一曼观察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看守赵一曼的有三个伪警察，24小时轮流值班，最年轻的是董宪勋，赵一曼观察到董宪勋同情抗日，他值班的时候，赵一曼就主动找他聊天，表示友好亲近。

经过赵一曼的教育和启发，董宪勋对赵一曼产生了敬佩之情，表示愿意反满抗日，参加抗联队伍打日寇。

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在董宪勋帮助下逃出医院，但是很快被敌人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审讯。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了开往朱河县的火车，赵一曼知道自己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在火车上她思绪万千，她相信，不管日寇多么凶残，它注定是要失败的，人民的抗日运动，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终究会胜利的。

赵一曼毫不动摇，坚信不疑，但是最使她放心不下的是宁儿，在奔向刑场的火车上，她要来了纸和笔，给宁儿留下了一封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到了刑场后，她高呼抗日口号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1岁。

解放后，赵一曼的身世确认后，人民政府通知“宁儿”陈掖贤去领抚恤金，他不肯，他说：

“我怎么能花我母亲的钱，她为国捐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英雄事迹为人们所敬仰，她的英名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