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了！看看现在的俄乌冲突，才发现朱元璋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太大

2025年的冬天，俄乌冲突已持续四年，黑土地上，曾经并肩抗击法西斯的斯拉夫兄弟隔着战壕对峙。

乌克兰第47旅的士兵在社交媒体写下文字：“我们说的仍是带俄语口音的乌克兰语，却必须向对面开枪。”看到这句话时，我突然想起了六百年前的华夏大地，那场同样深陷分裂泥潭的乱世。

中文互联网上一篇帖子被疯转：“看看现在的俄乌冲突，才发现朱元璋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太大。”本来想把这当成普通的历史感慨，但后来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为什么元末四分五裂的中国能重新凝聚成铁板一块，而乌克兰独立三十三年后，仍沿着第聂伯河走向分裂？答案，或许藏在朱元璋那场跨越二十年的“华夏再造工程”里。

把时间拉回1355年，朱元璋还在和州艰难求生，中原早已是“多国杀”的混乱局面。

北方，蒙古军阀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相互攻伐，山东沦为“赤地千里，人相食”的焦土，关中的李思齐拥兵十万，却只听调不听宣。

长江以南更热闹，陈友谅在武昌建国号“汉”，张士诚据苏州称“吴王”，方国珍、明玉珍各占浙、蜀，都筑宫阙、铸钱币、设科举，各自为政。

最致命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中国人”这个身份标识已经失去了统一内涵。

北方汉人被迫剃发留辫，穿蒙古式的质孙服，日常交流都用蒙语“白活”，南方士子则抱着南宋故制不放，各地文化、制度自成一派。

当时的华夏大地，和现在的乌克兰何其相似，六百年后的乌克兰，第聂伯河成了隐形的分界线。

东部地区俄语人口集中，与俄罗斯保持着深厚联系，西部利沃夫的街头挂满欧盟旗帜，年轻人甚至用波兰语说“谢谢”。

中央政府的政策随选举反复摇摆，亲俄与亲欧路线交替上演，国家治理始终陷入内耗，语言学校被强制关停，历史人物的评价两极分化，连教科书都无法形成统一口径。

我一直觉得，分裂的核心从来不是疆界的划分，而是日常共识的瓦解，当穿衣、说话、历史记忆都被政治化，族群间的隔阂便会从深层蔓延。

元末的中国人与现在的乌克兰人，隔着六百年光阴，却掉进了同一个陷阱，面对这样的乱世，朱元璋给出了一套不一样的解决方案。

1356年，他打下集庆（今南京）后，谋士朱升献上九字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个字看似朴素，却是乱世中最稀缺的战略定力。

“高筑墙”先给混乱装上了“止战阀”。

朱元璋重修石头城，深挖护城河，把南京打造成了“乱世安全岛”，流民闻讯纷纷赶来，短短三年时间，南京的人口就翻了一番。

“广积粮”则用经济换来了时间，他设立“营田司”，把无主荒地分给流民，三年免租，又兴修练湖、赤山湖等27处水利工程，让南京平原实现稻麦两熟。

1360年，南京的米价仅相当于张士诚控制区的三分之一，商人自然“用脚投票”，纷纷前来贸易。

“缓称王”的战略更显智慧，朱元璋在1364年前一直沿用“吴国公”的称号，没有急于自称“吴王”，这样的选择避免了过早触发“谁才是天下共主”的决战，为自己赢得了8年的战略窗口。

这种延迟满足的定力，正是现在很多深陷分裂的国家所缺乏的。

对比乌克兰独立后的三十年，政策在亲俄与亲欧之间反复横跳，2004年“橙色革命”取消俄语地位，2012年亚努科维奇又恢复，2014年再次废除。

缺乏稳定的“最小可行系统”，导致无论倒向哪边，都会立即激起另一边的反对，国家永远在内耗中失血，根本没有精力发展经济、凝聚认同。

打下江山只是第一步，朱元璋更厉害的是他的“制度缝合术”，把分散的“人口”真正变成了“国民”。

他推出了户帖制度，每户都能领到“户口本”，上面注明丁口、产业、籍贯，一式三份，县、户部、自家各存一联。

逃荒者按“脱籍”治罪，这就把人口牢牢固定在了土地上。

十年一造的黄册制度，进一步把人口与田亩绑定，国家掌握了准确的税基，百姓也获得了“此地是我耕”的产权预期，这种看似琐碎的制度设计，恰恰是凝聚认同的基础。

当人们有了稳定的家园，才会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感，文化层面的整合同样关键。

1368年，朱元璋颁布《洪武正韵》，以南京音为标准，废除蒙语借词，官方文书一律使用汉文，同年，他下诏“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蒙古式的“婆焦”发型被勒令剪掉。

他还重修《大明集礼》，规定婚丧嫁娶不得沿用“胡俗”，恢复汉族祖先祭祀，各地府州县都设立了学校，国子监也正式建立，开科取士以程朱理学为纲。

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

当北方汉人再次穿上交领右衽，说出统一的官方语言，在祠堂里一起背诵《大学》时，“大明子民”的新身份便取代了之前的地域或族群标签。

反观乌克兰，独立后始终未能完成类似的“国民整合”，俄语人口占全国三成，却在2019年“语言法”后被剥夺了中小学母语教育资格。

东正教会与俄罗斯教区切割，导致东部教区拒绝服从基辅都主教，历史叙事上的分歧更是尖锐，西部把班德拉奉为民族英雄，东部却视其为纳粹合作者。

没有统一的文化认同，国家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

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更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智慧，1367年北伐前夕，他发布《奉天北伐讨元檄》，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这句话点燃了汉族民众压抑百年的情绪，成为凝聚力量的“扳机”，可一旦攻入大都，他立刻变脸。

朱元璋公开宣称：“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他允许蒙古、色目人自愿留居，一体编户齐民，甚至可以参加科举。

蒙古贵族改姓易名后，仍能被授予官职，他还严禁汉人报复“杀鞑子”，违者以“故杀”论罪，这种“打天下时用民族主义，坐天下时用公民主义”的策略，实在高明。

民族主义可以用来动员力量，却不能作为长期的治理手段，治国阶段，包容性的公民制度才是凝聚族群的关键。

乌克兰的做法却正好相反，选举季，政客们把“语言问题”“历史问题”当作筹码。

2014年危机后，议会通过“去共产化”法律，拆毁了2000多座苏联纪念碑，2022年战争全面爆发后，最高拉达又通过法案，禁止所有反对党使用“俄罗斯世界观”标语。

这些操作把国内的俄语选民一步步推向对立面，加剧了族群撕裂。我一直觉得，经济基础是认同整合的根基。

朱元璋的重建工程，从来不是单一的文化或制度改革，而是“经济—社会—文化”的正向循环，他通过屯田、移民、水利建设恢复生产，1393年全国人口从不足3000万恢复到6000万。

税粮达到3200万石，是元朝鼎盛期的1.8倍，经济有了剩余，就有能力投入文化工程。

《元史》的编纂、《大诰》的刊刻、南京城墙的修建，这些“看得见的历史”不断强化着民众的认同，科举制度的扩招，让更多士人有了上升通道，他们迅速“大明化”，成为国家认同的中坚力量。

乌克兰却陷入了“经济—认同”的双负循环，1991年独立时，它的GDP占苏联的四分之一，到2021年，这个比例只剩五分之二，人均GDP从5700美元跌到3600美元。

黑海造船厂、安东诺夫飞机厂等支柱产业相继破产，东部俄语区的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经济空心化导致年轻人大量外流，2000到2020年的二十年间，人口减少了1000万。

国家税基萎缩，更无力投资教育和文化整合，政客们只能把“欧盟梦”“北约梦”当作替代性愿景，结果每一次“画饼”都引发俄罗斯的反弹，形成战争—经济崩溃—认同撕裂的恶性循环。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结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文武百官拜谒明孝陵。

在祭文中，孙中山写道：“惟我太祖，奋起草野，恢复中华……今既光复，敢告在天。”那一刻，民国与明朝完成了一次跨越544年的握手。

今天我们回看俄乌冲突，再看自己脚下的土地，会生出深深的庆幸，幸好六百年前有朱元璋，他不仅用武力整合了疆域，更用制度、文化、经济缝合了文明的裂痕。

幸好我们不只是一个地理单元，而是一个完成了认同整合的国民共同体，当然，朱元璋有他的时代局限。

锦衣卫的设立、廷杖制度的推行、海禁政策的实施，这些对人的束缚，同样是后世批判的焦点，但站在2025年的节点，我们至少能得出三点启示。

国家的真正统一，从来不只是划定疆界，而是让不同族群在语言、服饰、礼仪、经济等日常细节里找到最大公约数。

民族主义可以是统一的“扳机”，绝不能是治理的“枪托”，治国阶段必须让位于包容性的公民制度。

战略定力是一种稀缺品，在大国夹缝中，先把自己的“最小可行系统”跑通，再谈选边站队，否则只会成为他人棋盘上的弃子。

俄乌的炮火仍在继续，黑土地上的伤口不知何时才能愈合，六百年前的朱元璋早已给出过破局方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深耕内部、缝合认同、包容共存。

历史不会直接给出答案，但会借回声提醒我们，分裂与统一之间，差的并不只是一个“朱元璋”，更是一套愿意把仇恨升级为制度、把人口升级为国民的系统性工程。

庆幸我们有过这样的工程，也更需珍惜它、完善它，让下一次回声响起的，不是炮火，而是文明的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