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春运也疯狂

一、回家的执念，从古就有

春节回家，这件事中国人已经执着了几千年。

为什么非得回家？有个古老的传说——有一种叫“年”的恶兽，四只角四只足，力大无比，每年除夕出来作祟。当时生产力低下，一个人对付不了，得全家人守在一起，合力把“年”赶走。如果你不回家，家里被祸害了，那将是多大的不幸？为了赶走“年”，大家除夕都不敢睡觉，“守岁”就这么来的。

从周代开始，过年回家就成了中国人的执念。但古代也有“回家难”的问题。由于“父母在不远游”等观念限制，古代流动人口没现在多，春运主体主要是公务人员和商人，而不是“外出务工人员”。

可即便如此，回家的路依然充满艰辛。今天我们从北京到上海坐高铁四个半小时，在古代，这点距离可能就是一个月起步。

二、秦朝的“高速公路”和“高铁”

要回家，先得有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干了一件大事——修路。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朝修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五十步换算下来是69米宽！比现在的双向八车道高速还宽。路边还栽着松树，绿化降噪，妥妥的世界第一。

很多人以为驰道是皇帝专用，其实不然。驰道中央三丈宽是皇帝专车道，两边老百姓照样可以走，跟现在高速公路分快慢车道一个道理。

更厉害的是，秦朝还有“高铁”——轨路。当然，轨道不是铁的，是用硬木做的，下面垫着枕木，除了材料不同，和现代铁路基本没区别。马车在上面跑，速度飞快。

这个发现不是瞎猜，是有考古依据的——遗址就在咱们河南南阳境内。《史记》里说的“车同轨”，现在有了新的解释。

三、古代的“大巴”分三六九等

有路还得有车。古代长途运输主要靠畜力车，那就是当时的“大巴”。马车、驴车、骡车、牛车，五花八门。

但车和车不一样，等级森严。

最高级的是辒车，有窗，能调节温度，相当于现在的豪华房车，是“总统专车”，只有皇帝能用。秦始皇死后，这车还成了灵车。

其次是安车，政府官员或VIP贵宾乘坐，相当于高级小轿车。

普通老百姓能坐的，是轏车和辎车。轏车是轻便车，结构简单，材料档次也低；辎车本来是拉货的，春运期间就变成了大客车。能坐上轏车回家，已经值得显摆了。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者骑个驴，一步步往家挪。

北宋时期，马是稀缺资源，普通百姓最多骑驴。《清明上河图》里画了90多匹动物、13辆车、29艘船、8顶轿子，大多是牛车驴车，马很少见。

四、回家一趟，倾家荡产

古代春运最疯狂的是什么？是路费。

唐朝有全国统一运价。据《唐六典》记载，车载1000斤，走100里，运费900文；驮100斤，走100里，运费100文；走山路120文。这价格看着还行，但换成具体案例，就吓人了。

李白从长安回四川江油老家过年，全程900公里，其中600公里是山路。他只能骑马加步行，一趟下来花费1.2万文。李白当时是六品翰林，年薪才2.4万文。回趟家，花掉半年工资。换算成现在，相当于3万多块。注意，这还只是单程！

欧阳修也没好到哪去。1061年，54岁的他从河南开封回江西永丰老家给父母扫墓，700多公里路，车船奔波，整整走了一个月。宋仁宗特批他三个月假期，就是因为知道路上要耗掉三分之一。

潁州（今安徽阜阳）太守的欧阳修1053年回乡葬母，冬天再赶回安徽过年，不到1000公里，花了两个月。他自己感叹“其如水往陆还，奔驰劳苦”。

明朝宰相徐溥更惨。1498年腊月初从北京启程回江苏宜兴，1100公里，走了快一个月，腊月二十七才到家。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都折腾成这样。

所以古代春运有个规律：要么不回家，要么提前两三个月就动身。

五、水路：穷人的救命稻草

既然陆路这么贵，老百姓怎么办？

答案：走水路。

水运比陆运便宜太多。黄河长江上水16文、下水6文，其他河流上水15文、下水5文。同样是300公里，逆水最多100文，顺水还能打对折，比陆路便宜好几倍。

所以“坐船回家”是古人春运的首选。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城镇大多沿河而建——交通方便。

南宋诗人陆游从浙江绍兴去重庆奉节上任，走的是大运河转长江，途经浙、苏、皖、赣、鄂、渝六个省市，猜猜用了多久？160天。五个月零十天。这要是回家过年，得年前半年就出发。

六、那些回不了家的诗人

运力不足、道路遥远、费用高昂——古时候很多人根本回不了家。隋唐那么发达，照样有大批人春节滞留外地。

隋朝诗人薛道衡有一首《人日思归》，写的是正月初七：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他是山西人，当时在南方做官，隔着上千公里，回不去。看着南方过年的热闹，自己孤零零一个人，那份惆怅全在诗里了。

唐代诗人王湾也一样。有一年快过年时，他船到江苏镇江的北固山下，离家800公里，回不去。望着水面孤雁，写下千古名句：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想家的念头比春天来得还早，人却只能留在异乡。

唐代诗人戴叔伦更惨，除夕夜是在驿站过的。他在《除夜宿石头驿》里写：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万家灯火的除夕夜，只有一盏孤灯陪着自己。

也有乐观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1639年腊月二十九到了云南鸡足山，离过年没两天了，回家无望。他也“凄然”了一会儿，但当晚和当地山民煮芋头、炖蔬菜，热热闹闹过了除夕，自称“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这份豁达，倒是难得。

七、民国春运：挤成五层人

到了近代，有了铁路，春运却依然疯狂。

1927年，广州至三水铁路管理局呈报：“查每岁旧历年关，以习俗相沿，行旅往来，为数甚重。本局为便利搭客起见，向于其时加开快车一次。”——这就是最早的春运临客。

1934年，京沪线也开始在过年期间加开返乡列车。

但运力还是严重不足。当时出过一本小说叫《平浦列车》，里面写：“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枝了。”

有多挤？作家程瞻庐描述得更形象：一节三等车厢里能坐五层人——最高一层坐车顶上，第二层趴行李架，第三层坐座椅靠背，第四层坐座位，第五层坐过道地板。

他自己更惨：“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爹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现在没有摆处……”

但再挤，也比回不去强。因为买到票，就意味着能回家。

冰心1929年12月回老家，14日订票，只能买到19日以后的船票。从北京到上海，走了4天。鲁迅1919年底从北京回绍兴，路上要转4趟火车加1趟轮船，再加人力车和轿子，用了一周。

最夸张的是文学家吴虞。1922年他从北京回成都，全程25天，花了200银元。那是什么概念？当时北京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生活费。

所以沈从文1930年代在北京，从不回家过年。理由很简单：从北京回湘西太贵了，怕回得去、回不来。

尾声：回家的路，再难也要走

从秦朝的驰道、硬木“高铁”，到唐代的马车、宋代的水路，再到民国的绿皮火车和“五层人”——中国人回家的路，从来没有容易过。

路费贵到倾家荡产，时间久到两三个月，路上挤到没处落脚。但再难，每年还是有无数的李白、欧阳修、徐溥们，提前几个月就启程，顶着风雪往家赶。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票再难买，路再艰辛，也是值得的。过年了，一定要回到那个当初出发的地方。

在那里，有家，有爱，有团圆。

今天我们有高铁、飞机、网络购票，四个小时跨越千里。但那份回家的心，和一千年前的薛道衡、王湾、陆游，没有任何区别。

古代春运，确实疯狂。但疯狂的不是路，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的执念。

这份执念，千年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