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军工 切看胡同里的“军旗五匠”

昨日《科普时报》刊发的我的“京旗五匠”文

清代以武立国，尤为重视兵械制造。自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形成称为“京旗五匠”的军工生产体系。所谓“京旗”，指清初驻防于北京内城（皇城以外）八片区域的八旗军队，即“京八旗”；“五匠”则指各旗清军中设置的专职制造军械的五类工匠，他们分别为弓匠、铁匠、鞍匠、盔匠与铜匠。这些匠人被集中安置于指定的胡同或营房，形成分工明确、协作生产的军工聚落（相当于现代的兵工厂），实为清代前中期核心的兵工制造体系之一。

至今北京仍存许多诸如“铁匠营”“弓匠胡同”“鞍匠营”之类的地名，正是当年“京旗五匠”劳作之所的历史遗存——在这里，“京旗五匠”们挥舞铁锤的铿锵声曾日夜不息，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帝国军工史。

精湛技艺铸造国家“军刃”

作为清军精锐八旗军队的直属军工系统，“京旗五匠”所生产的武器装备质量直接关系着清帝国的军力水平，因而备受朝廷重视。，朝廷自然高度重视，制定了十分严格、细致的管理制度，指定由内务府造办处或兵部直接管理，皇帝也时常亲自过问指示，颁发明令谕旨。“京旗五匠”的职责分工十分明确：弓匠专事制弓造箭；铁匠负责火炮、鸟枪、刀剑等铁制兵器；鞍匠精制马具；盔匠专攻盔甲；铜匠则主铸火炮、铳械零件及礼器礼仪器具。对五匠人员编制的数目甚至细致到个位。如雍正八年（1730年）《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所载，京旗五匠编制为：弓匠1118名，铁匠1113名，鞍匠447名，盔匠222名，铜匠23名。匠人来源可分为“旗匠”（满蒙旗籍）、“汉匠”（北方汉人）与“南匠”（江南技工）。清初沿袭明世袭匠户制，康熙后逐步推行雇募制，尤其对汉匠与南匠支付“工价银”招揽入役，这一市场化改革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兵器制作工艺极为繁复，技术要求极高。譬如制作弓箭需要需精通木材处理、筋角胶合等复合工艺；制作马鞍需掌握木工、皮革雕花与金属镶嵌技艺；盔甲制作则需精通金属锻造与防护设计技术，一件成品往往历经百道工序。所以对“五匠”的技艺考核十分严格。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曾亲颁谕旨：“此等匠役均系出征行围所需之人。”明确指出五匠的身份是服务于国家军事需求的匠人。并对五匠的工作技艺制定了严苛的考核和奖惩制度：命五匠“定期考验，其技艺不精者勒限学习。”如学习后考核还未达标“不能者鞭七十，革退。”从这道严旨可见清廷对五匠生产技艺的重视。“京旗五匠”体系在清初有效保障了兵器的规模量产与质量稳定，代表了当时中国军工技术的顶尖水平，在康熙朝多项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胡同地名中的军工印记

尽管“京旗五匠”代表了清代前中期军工生产的成熟形态，但它的技术基础是手工业而非机器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作坊式生产，仍局限于代。至19世纪，面对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坚船利炮，这一体系军事价值骤降，逐渐衰落关停，原有匠营大都转为民居，形成一批留有军工记忆的胡同地名。

北京以“铁匠营”为名的胡同众多，仅在丰台区境内就有6个，它们分别是：铁匠营、东铁匠营、西铁匠营、南铁匠营、北铁匠营和小铁匠营，成了铁匠营的扎堆之地，其中东铁匠营面积最大，现为繁华商圈，光彩体育馆、同仁堂药厂均坐落于此。西铁匠营转型为特菜基地。西城区厂桥附近也有“铁匠胡同”，原为正黄旗兵器营，1911年后拆分为前铁匠胡同和后铁匠胡同。以弓匠和弓匠营命名的胡同也不乏其例：西城区福绥境一带有东弓匠胡同、西弓匠胡同与小弓匠胡同；东城区北小街附近曾有南弓匠营与北弓匠营胡同，多源于乾隆年间弓箭作坊聚集区，如今大多因城市发展而变迁或消失。鞍匠胡同位于西城区福绥境地区，原为内务府造办处辖下鞍匠作坊，称鞍匠营，属正红旗辖区。民国时改称鞍匠胡同，该胡同现已已不存。相传鞍匠营曾有王姓匠人因献“铁鋄金镂雕双龙鞍”于乾隆，获封“九品鞍匠”，成为行业传奇。铜匠因涉及火炮铸造，技术保密性强，编制仅23人，作坊设于紫禁城内务府造办处，故城内未有相关营地遗存。这些与“京旗五匠”相关的地名，不仅映射出清代军工生产的地理布局，兴衰演变，成为追溯这段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北京城市历史变迁中一道深刻的文化印记。

作者简介

嵇立平: 作家、媒体人。曾任《北京工人报》部门主任，后任《科技潮》、《人才》杂志社总编辑。退休后现任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民盟通州区理论研究会会长。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简历收入《北京作家辞典》、《中国科普网科普大家》。

擅长各种体裁的作品写作。著有《中国下海潮》等4本报告文学和散文集。与人合著的《垃圾的故事》一书获新闻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100本好书的荣誉

创作的《看车老人》等5个单集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播出

在中央及北京市各报刊发表新闻作品、文学作品千余篇，多次获得国家及北京市好新闻奖。独家采写的“李大钊的后代今何在”、“他为毛主席配眼镜”等稿件被海外多家报刊转载。

多篇文章被十余省市选入中考模拟试卷。

撰写统战理论论文数十篇，论文曾获民盟中央一等奖，被民盟中央评为盟史研究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