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四川现水下墓葬，出土文物价值一万六千亿，专家：是沈万三

2009年春天，四川资阳境内一条名为“书房坝”的河滩，当地村民老张在河边放牛时，无意间从淤泥中触及一块坚硬异物，清理后竟是一枚带有绿锈、约拳头大小的古代银锭。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众多村民携带工具在河滩挖掘，希望能寻获更多宝藏。

随着挖掘的深入，一块雕刻着精美螭龙纹饰的青石板在河底淤泥中显露出来。地方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后迅速介入，并邀请了专业的考古队伍进驻书房坝。考古队员利用先进的探测设备对河床下方进行了系统勘探，结果确认河床之下隐藏着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古代墓葬。

这座墓葬采用了极为特殊且罕见的“沉沙墓”营建方式。其底部铺设了厚达两米的细沙层，用于稳定和保护棺椁，四周则使用糯米、石灰和卵石混合筑成坚固的密封墙体，有效地隔绝了地下水和空气的侵蚀。

在清理墓葬上部的积沙层时，考古人员首先发现了大量成串的宋代铜钱，这为墓葬的时代下限提供了初步线索。随后，一件制作精良的鎏金铜秤杆的出土将时代指向了元代，秤杆上清晰地刻有“至元三年沈氏置”的铭文。“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二个年号，即公元1266年。结合当地县志中关于元代确有沈姓盐商家族迁居于此的记载，专家们将墓主人的身份初步锁定在了元代的沈氏家族成员。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潜水员在清理至墓室核心区域时，发现了一具巨大的石椁。当石椁的盖板被揭示出来时，上面清晰可见的六个篆体大字——“沈公万三之墓”——直接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正是传说中富可敌国的江南巨贾沈万三。

开启石椁后，内部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和异域特色令人惊叹：一只具有明显波斯艺术风格的鎏金银盘内，盛放着来自南洋地区的珍珠，虽经数百年仍光泽可见；数个青花瓷罐被蜡封保存完好，内部装有业已风干但颗粒完整的胡椒；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根长达两米的金丝楠木权杖，其顶端镶嵌着一块玉璧，玉璧上刻满了当时流行于东南亚及西亚地区的异国文字，经过专家鉴定，确认这是古代远洋商船在海外贸易时用于登记、核验异域货物的专用工具，被称为“番货登记尺”。

沈万三的真面目：从丝绸到远洋

沈万三，这个名字在中国民间长期与“聚宝盆”的传说紧密相连，被描绘成富可敌国的象征，关于他的真实生平，正史文献中的记载却相当有限且语焉不详，甚至带有矛盾之处。四川资阳书房坝沈万三墓的发现，特别是墓中出土的一系列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为揭开这位传奇人物的真实面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依据。

墓中发现的数卷航海日志残卷，虽然因年代久远有所残缺，但其内容清晰地勾勒出沈万三家族的迁徙轨迹和商业发展的脉络。根据这些记录，沈氏家族的祖籍并非通常认为的吴江周庄，而是浙江湖州南浔。元朝末年，社会动荡，沈万三随其父辈迁居至靠近太湖的周庄。

初到周庄，沈家以经营本地盛产的丝绸起家，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诚信经营，逐步积累了原始资本.沈万三并未满足于此，他将目光投向了利润更为丰厚的海外贸易。日志残卷中详细记载了他组建大型远洋船队，开拓海上商路的历程。

其船队以太仓的刘家港（元代重要的外贸港口）为基地，沿着成熟的航线南下，途经当时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站泉州港（刺桐港），继续航向中南半岛的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最终抵达遥远的波斯湾地区。日志中不仅记录了航线、停靠港口、航行时间等关键信息，还附有对沿途及目的地物产的图样描绘，例如东南亚的香料（如日志中提到的胡椒、沉香）和南亚的宝石，以及非洲东岸可能输入的象牙等。

这些翔实的记录，与明代《吴江县志》中关于“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的记载形成了完美的印证，证实了他的巨额财富主要来源于成功的国际海上贸易，而非虚无缥缈的“聚宝盆”。除了航海记录，墓中发掘出的六大箱会计账册更是直观地展示了沈万三商业帝国的庞大规模和惊人财富。

其中一本记录洪武三年（1370年）收支情况的簿册显示，沈万三当时在江南地区拥有高达九万七千亩的田产，其设立的货栈、商号遍布江浙地区的十三个府，形成了庞大的内陆贸易网络。同时，他拥有的远洋及内河船只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四百艘，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国内外贸易活动。

账册中还发现了一张极为重要的借据，上面盖有明初朝廷“内承运库印”，明确记载了沈万三曾向明朝政府借出白银八十万两，用于支持南京城墙的修筑工程。这一记录与《明史》中关于朱元璋建都南京时，沈万三主动“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并犒赏军队的记载完全吻合，确凿地证明了其富可敌国的财力以及与明初朝廷的密切关系。在这些展现其惊人财富的证物之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颇具意味的个人物品：一把断裂成两截的紫砂茶壶。这把看似普通的茶壶，其底部却刻有“粗茶淡饭”四个字。

贸易浮雕与契约：重现南洋盛景

墓室东壁发现的大型浮雕壁画，以细腻写实的技法描绘了一幅繁忙的港口贸易图景。画面中，可以看到众多肤色各异、装束不同的码头工人正紧张地从巨大的海船上卸下或装载成箱的货物，其中可以辨认出是来自东南亚和西亚的香料、木材等。在交易区域，几位头戴缠头巾、具有明显阿拉伯或波斯商人特征的人物，正与中国的丝绸商人进行着热烈的讨价还价，他们手中或持有象牙制品，或展示着色彩斑斓的布匹。

远景处，帆樯林立，不同形制的船只停泊在港湾中，呈现出一派国际化商埠的繁荣景象。这组浮雕不仅艺术价值颇高，其描绘的场景也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印证了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力量已经非常活跃，商船频繁往来于南海（南洋）乃至印度洋，与沿岸各国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

相较于浮雕提供的视觉印象，墓中发现的一整箱用蜡严密封装保存的“海路契书”，则提供了更为具体和确凿的商业活动证据。这批契书数量庞大，据初步统计，涉及与沈万三商贸网络有直接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商埠多达三十七个。契约内容涵盖了当时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例如与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商人签订的胡椒采购协议，与暹罗（今泰国）达成的沉香木交易合同，向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代印度洋重要港口）购买宝石的契约条款等。

这些契约详细规定了商品种类、数量、价格、交货方式、支付货币（可能涉及金银、铜钱或以货易货）等具体内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还发现了一份使用波斯文书写的船舶租赁合同，这表明沈万三的船队不仅用于自营贸易，可能还参与了当时的国际航运租赁业务，其商业运作模式已相当成熟和国际化。

这些保存完好的契约文书，是研究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规则、商业惯例、法律体系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值得一提的是，随葬品中发现的南洋珍珠和风干胡椒粒能够历经六百多年依然形态完整，这本身就反映了“沉沙墓”优越的密封保存条件和当时高超的防腐技术。

关于胡椒的具体来源地，虽然原始资料中笼统称为“南洋”，但结合“海路契书”中与苏门答剌等地的胡椒贸易记录，可以更精确地推断其产地很可能就是苏门答腊或马六甲海峡沿岸这些当时主要的胡椒产区，而非泛指整个南海地区。

未解之谜：沈万三的结局

尽管墓葬揭示了沈万三的辉煌人生，却也留下了一些未解之谜。墓志铭记载他卒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但《明史》称他早在洪武六年（1373年）因触怒朱元璋被流放云南。专家推测，墓志铭的日期可能是家族为避祸故意伪造，真实下葬时间或更早。

这一推测得到一件随葬衣物的佐证：沈万三身穿的棉袍里夹着一张泛黄纸片，上面是一首藏头诗：“沈舟侧畔千帆过，万贯家财付东流，三生石上精魂在，周庄烟雨伴孤舟。”诗中流露出浓重的悲凉情绪，似乎暗示其晚年境遇坎坷。

当考古队清点完全部16893件文物，包括322件国家一级文物后，总估值达到惊人的1.6万亿。经过数年发掘与研究，书房坝墓葬的16893件文物被完整清点，涵盖金银器、瓷器、玉器和文书等。如今，站在书房坝河边，游客可以看到博物馆中复原的商船模型，玻璃展柜里泛着幽光，仿佛还能听见六百年前的船工号子。

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的东方富庶景象相比，沈万三墓的文物更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商人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角色。未来，随着对航海日志和契约的深入解读，这段历史或将揭开更多尘封的秘密。

参考资料：[1]户华为.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以沈万三传说为例[J].晋阳学刊,2004(5):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