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柯文去世：与其说历史吸引我，不如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吸引我

潮新闻客户端 李菁

著名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于当地时间2025年9月15日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享年91岁。

柯文1934年生于纽约，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史华慈等汉学家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代表作有《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走过两遍的路：我的中国历史学家之旅》《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本文节选自媒体人李菁新书《历史的钟摆》，柯文分享了他年轻时如何走上历史之路。潮新闻经授权转载。

9月21日，李菁将携本书做客钱报读书会，在晓风书屋·明远书院与读者见面。

88岁的柯文先生居住在美国波士顿郊区一个安静的社区里。院子里草木幽深，房间内古香古色。最引人注意的是署名“翁同龢”的两幅字，它似乎在提示着房间主人与遥远东方的联系。

“你是我第一个面对面接待的中国记者。”柯文的状态非常好，声音洪亮，记忆清晰，不时报以爽朗的笑声。“我写过基督教、写过义和团，写过回忆录……很难说哪个更困难，或者说它们都困难……”柯文认真地说，“我也很难说‘我喜欢写这个（主题），不喜欢写那个’。我一旦进入写作过程，就开始喜欢我正在写的东西。不过我总是尝试写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我后期写的越王勾践与‘国耻’的书，就与我以前写的非常不同。”

波士顿今年的夏天格外热，柯文家只在厨房有一台安装在窗户上的老式空调。空调一启动，就轰鸣作响。采访结束时，老人衬衫的后背已湿了大半。“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可以照顾我自己；不过我已经88岁了，我写不动什么新书了，我只是在整理我的回忆录。”

费正清（中）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柯文的回忆录里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诸如他在二十出头时与导师费正清的通信，一来一回非常详细。这令人好奇他是否很早便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为了将来的书写而保存这些资料。

“我不扔任何东西。”柯文笑着回答。他说，他的好朋友总是劝他扔掉一部分东西，“清理！清理！！可我最终什么也没扔掉。有一天，我整理桌子时发现了一个文件夹，上面标着‘1988年感恩节’。我打开一看，是那一年感恩节家庭聚会的照片。我儿子当时27岁，现在他已经61岁了！而里面的女性还是我当年约会的对象……太有意思了！”

柯文的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最近在国内翻译出版，使这位当年以“中国中心观”而被广泛认知的著名历史学家又被重新“打捞”出来。

《走过两边的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很少有人在研究著作中，能够同时提供好几个典范与方式，供学者们思考、讨论和模仿，但柯文教授在他对中国史的研究中做到了。”学者葛兆光一语道破了柯文的中国史研究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给出典范、引导潮流转向；柯文教授在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上的成就都让我很佩服。这部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的学思历程，他既在不断研究中国史，也在不断试图超越中国史的前辈，这同样是在‘走两遍的路’。”葛兆光评价说。

不易的选择自由

虽然柯文后来以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而闻名，但他的早期生活，无论是与“中国”还是“历史”，都无半点关联。

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柯文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富二代”。1934年，柯文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附近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里。他的祖父从事男装生意，到了柯文父亲这一代，生意已颇具规模，“是美国最成功的男装行业之一”。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继承家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少年柯文对此兴趣寥寥。他16岁时的一天，父亲对柯文说：既然你对工程感兴趣，那你可能对服装的生产方面感兴趣。父亲要柯文和他一起搭飞机从纽约到工厂所在的费城去看一下。

柯文2003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

“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检查男士正装、休闲西装、西裤的生产机器，跟工人、经理聊天；然后我们到机场、坐飞机回去。晚饭的时候，我告诉父母，我认为我不适合做一个商人，我对赚大钱没什么兴趣。我想做别的事情。”

虽然柯文也能感觉到，父亲对他没有继承家族衣钵稍感失望，但还是很平静地接受了他的选择。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柯文才从父亲给他的信里知道他所得到的“选择自由”，是以父亲当年的“选择不自由”为代价的。

柯文的父亲曾在一战中服役。从海军退役后，他第一时间去祖父在纽约的办公室报到。“我的父亲还穿着海军制服，坐在样板间里，只是想过来看看。”正在日夜加班的祖父走了进来，瞥了一眼儿子，然后向旁人讥讽说：“你看他坐在那里，像个国王一样。”转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自己的儿子：你星期一早上来报到！

父亲年轻时的梦想是上医学院，而祖父的想法比较传统：男孩子高中毕业就得工作。他对儿子的要求不容置疑：和其他孩子一样，从事家族的服装生意。柯文的父亲只好白天工作，晚上去夜校。辛苦一天回到家还不敢提上学的事，因为祖父不愿意听。

柯文的父亲最后还是进了服装行业，家族的事业也非常成功。幸运的是，当柯文的父亲面对违逆自己心意的儿子时，他选择了包容、理解和支持。他后来写信给柯文说：“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他特地在“你”和“别人”这两个词上标了重点符号。如今，当年的懵懂少年已是近九旬的老人，想起父亲的嘱咐，他仍然有点动情：“我至今保留着他写给我的信，他告诉我他的故事，他在我这个年龄时，没有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他鼓励我做自己的选择。真的非常令人感动。”有意思的是，柯文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但没有一个孩子继承家族生意，“不但如此，整个家族的同代人里也没有一个男性从事生意”。

少年柯文无意于接手家族的服装产业。

父亲后来卖掉了家族企业，他用另一种方式弥补当年读医学院未果的终生遗憾——资助纽约的一些医院和医疗中心，成为一家医院的创办人，终生与医生朋友保持着联系。除此之外，柯文的父亲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画家，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用绘画收入成就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资助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生——我们的采访就是在一幅大型油画下进行的，油画以蓝色和黄色为主，用色非常大胆，这就是他父亲的作品。

当年老柯文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为自己做主的机会”，所以他送给儿子最大的“礼物”就是自己年轻时没有的自由，“让我塑造自己的人生，是父亲最心满意足的事”。幸运的是，老柯文看到了他培育的“自由”之种开花结果。柯文的第一本书出版后，老柯文购买了五十本寄给朋友，骄傲之情不言自明。“后来当我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时，有一次他去参加一所大学的项目，正好我的导师费正清也被邀请去演讲，我介绍他们认识。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他们互相尊重，相谈甚欢。”

令柯文骄傲的是，他与子女的关系延续了父亲给他的自由的模式。他在采访中不止一次语带骄傲地提及自己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无拘无束，不受父母制约”。家里书房摆放的一些木刻艺术品就是儿子的创作；他的一个女儿是职业摄影师，柯文关于勾践一书的封面，就是女儿专程到浙江绍兴越王台拍摄的，这也是父女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

柯文的女儿莉萨拍摄的绍兴越王殿勾践壁画，后用于柯文《与历史对话》一书封面

找寻真爱

回到当年，有了“选择自由”固然可贵，可是究竟什么是自己的真爱呢？年轻的柯文一时也难以辨明。

1952年秋天，18岁的柯文进入康奈尔大学工程系就读。第一学期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寒假回家，他与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相聚，当看到对方正在学习的哲学、文学和历史课程时，这个标准的“理科男”一下子体会到一个新世界的诱惑：“我想，天哪，我错过了太多！我的学业只有物理学和化学、数学，这也太狭窄了！”假期结束后，柯文回校申请从工程系转到文学科学院，他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被这些学科“迷住了”。大学三年级时，他又成功申请转到芝加哥大学就读。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两年。我生平第一次喜欢上了读书，读小说，读这个读那个，读所有的东西……”柯文形容此时的他成了一个“真正狂热的读书人”，选修历史课程，学习文学、艺术和音乐……虽然此时的柯文对将来要从事何种职业并没有清晰的想法，但他能确认的是，那一定是能给予他“智识上的快乐”的事。

李菁《历史的钟摆》，火与风/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

当时男性还要服两年兵役，如果不想被征召入伍，唯一办法是留在学校继续学习。柯文想到自己喜欢艺术，数学也很好，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去学建筑。一天，他约了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共进午餐，探讨这个可能性。建筑师说：“如果你想在最初的十年就是设计楼梯间，那你就来学建筑吧！”他又想到姐姐是纽约的一名心理治疗师，而他也对这一行多少有些兴趣，但他知道要进入这一领域，必须经过四年的医学院学习。

“坦率地说，当时我就想放弃，去部队服两年兵役算了。”得知此讯的两位好友立即发来电报：“不要去参军，春假来哈佛一趟！”柯文如约而至。其中一位好友推荐了他正在修的东亚文明入门课，两位主要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费正清和后来出任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我看了教学大纲的内容后，非常兴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柯文找到赖肖尔，解释了自己的情况，然后问：如果申请，我有机会被录取吗？赖肖尔回答他：“申请吧！”柯文的人生从此改变。

意外的历史

“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在回忆录里，柯文这样形容。1955年秋季，柯文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系读研究生。“其实那时候我对‘历史’知道的并不多。与其说是历史吸引我，不如说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吸引我。”他坦率地说。当时他唯一能了解中国的渠道是赛珍珠的小说《大地》。

赛珍珠《大地》，北京联合出版集团，2019年

从进入哈佛大学，一直到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柯文的主要导师是费正清与史华慈。但是刚刚成为费正清门下弟子的柯文，进展并不那么顺利。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费正清的研究生讨论课的窘境。

“我之前从来没有上过研究生的讨论课，也不知道该如何表现，等轮到我给全班讲论文进展时，我讲啊讲啊，一直在讲。费先生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看我一直不停地说下去，有点不耐烦，就站起来去拉教室里的百叶窗帘，故意把声音弄得特别响，意思是提醒我时间到了，赶紧结束吧！”“开头这么差，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不久，柯文的讨论课论文入选《中国研究论文集》，柯文感觉到费正清对他慢慢有了信任，二人的关系也逐渐改善。

史华慈

在柯文眼里，这两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大佬性格迥异。“费先生对中国心醉神迷，有时给人感觉他只想聊关于中国的话题。史华慈则不同，他什么都谈，而不仅限于中国，只要觉得有意思就行。”相对于费正清直入主题的风格，史华慈显得更迂回一些。柯文的好友、学者李欧梵曾忆及：史华慈分析问题必会“从一方面看”，再“从另一方面看”，“如此双方面互相辩证下去，越挖越深，却从来没有结论”。柯文也生动地描述了费正清与史华慈这对相差9岁的师徒间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我记得有时费正清对史华慈有点不耐烦。他说：‘好吧，这个面，那个面……你总是看事情的不同侧面。’史先生会花很长时间才得出一个结论，费正清有时候会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调侃甚至批评他。”

柯文与老友李欧梵在香港

如果说在学术生涯早期，柯文受费正清影响更大，那么当他后来开始从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时，史华慈这种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比费正清要大得多。“他教我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他对这一领域非常感兴趣——这是他当年研究严复的原因。但费正清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从来不感兴趣，无论是某个具体知识分子还是他们这个整体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智力角色。”

柯文本人做了老师之后，仍然与费正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次发表文章，他都会寄给费先生。“在文章发表之前，他会仔细阅读，然后提出意见，无论是批评还是建议，他会在一周内给我回信，非常迅速。”史华慈的性格及行事风格则完全不一样，他很少参与课外活动。如果把文章寄给史华慈，可能六个月后才收到他的回信。“不是因为他不关心，只是他性格不一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他宁愿把意见保留。”不过，在柯文读书时，史华慈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有任何问题想找史华慈请教，“只要敲门就可以进去，你可以花一个小时和他聊天”。

费正清

与之相反，费正清的门外总是排着长龙，总有很多人要见他。“终于排到你进去了，你只有五分钟：提出问题，他帮助分析解决，然后‘再见！下一位！’”时至今日，柯文深感幸运：“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而他们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

柯文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作为导师的柯文，风格与谁更相似呢？“我觉得我更像费先生——如果我的学生发表了文章或论文寄给我，我也会马上做出反应，在这一点上，我受费正清先生的影响很大，包括如何与学生相处。”

“那学生去见您有什么规矩，也是‘只有五分钟’吗？”

听到这个问题时，柯文爽朗地大笑：“不，不！我的大门是永远向学生敞开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

柯文进入东亚系学习后，最初的研究课题是“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而传教士正是费正清感兴趣的领域，所以研究生后期他主要跟随费正清做研究。

1960年，柯文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去中国台北学习中文，为期一年半。于是，他和夫人带上只有1岁的女儿一起前往。第二年，他们在台北生下儿子。台北的生活给柯文留下许多鲜活的记忆，比如当时很多人家都筑着高墙，墙头上有碎玻璃，据说是为了防止做狗肉生意的人翻进院子来偷狗。中文也成了他刚会说话的女儿的第一语言。有时她会爬上墙头，跟隔壁的男孩说：“大哥哥，要过来玩吗？”柯文模仿女儿儿时的口音，乐不可支。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柯文那时候还学了全本的《论语》和《孟子》，作业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然后和老师讨论书的内涵。“这些训练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经验，不仅让我熟读古汉语，而且强化了我的口语水平。”有一次，柯文甚至还贴上胡子、戴上假发，参演了一部中文独幕剧，演出时全场爆满，甚至还上了当地的报纸。回忆起这些，他有点遗憾自己的中文已远不及当初。

与此同时，忙于博士论文的柯文与导师费正清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即便费正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中心讲学，虽然身处海外，他依然会尽职尽责地阅读柯文博士论文的每一章，并给予评价。“鼓励中带着压力”是费正清的风格。柯文在费正清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顺利成书《中国与基督教》。

回顾那个时期，笼罩在美国学界的是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学说。作为费正清的嫡传弟子，柯文在他的第一篇专著里所用的方法论是否仍然沿袭了这一理论呢？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以往的美国学者在研究传教士时，重点是‘传教史’，他们感兴趣的是传教士本身的传教历史；而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史’，当我谈到‘教案’时，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视角，我更关心如何理解、评价基督教传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等。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有人会说我仍然在某种（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框架中运作，但后来我‘发现’了中国的历史。我离开了这个框架，进入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框架。”柯文说。从他的学术思想的演变来看，这实际上迈出了反思“西方中心观”的第一步。

毕业后，柯文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任教。1965年的一天，卫斯理学院联系柯文，告知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中国历史学家，问柯文是否愿意去该校任教。柯文接受了邀约，一直工作到退休。他还记得，初到卫斯理学院时，在教员会上，他提议学校开设中文课。一位老师站起来说：“为什么学中文？为什么不是斯瓦希里语？”好在大多数老师都支持柯文的提议。在他的提议下，除了他本人开设的“中国文明课”，卫斯理学院还首次开设了中文课。

卫斯理学院以宋美龄求学之地而闻名。采访中，柯文还回忆了一段轶事。

“有一年，宋美龄重访母校，我受邀参加她的欢迎晚宴。当她得知我正在讲授关于中国文明的大型课程时，她说有兴趣了解我的讲课内容。我说：我没有写好的书，只有讲课大纲之类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她并不愿意用中文而是坚持用带有南方口音的英语和我交谈。”

柯文

柯文深深记得费正清60岁生日时对学生们立下的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所以柯文日后从事教学工作时，也努力效仿导师。他与母校哈佛大学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费正清退休后，傅高义接任费正清，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傅高义的邀请下，柯文负责创办“新英格兰中国研讨会”项目，每月邀请与中国或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人员来举行讲座。

“我们每次邀请来作讲座的人都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不仅有历史学领域，也有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每个人都受益良多，而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缺少的。比如，我后期在中心的办公室，似乎也不太清楚隔壁办公室的人在研究什么。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化不一样，我想部分原因是缺少一个坚定地致力于创造和建设一个活泼、有趣的文化机构的领导者——像当年的费正清那样。史华慈虽然不愿意组织，但总是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些讨论。而傅高义和其他一些人也愿意投入精力组织和参与。中心作为一个多学科的中国研究中心的意义要大得多。”

怀念当时的学术交流氛围，柯文不禁陷入感慨。到了今天，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说，中国研究领域变得更加专业化，也更加分散了：社会学必须有一个中国专家，经济学和经济系必须有一个中国经济学教授，文学系得有中国文学教授……“人们似乎不太关心其他学科的人在做什么。”柯文非常坦率地表达了他的疑虑。

（李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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