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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单挑社

最近魔幻的事儿真不少。

南京博物院的一幅明代名画，跑到北京拍卖会，估价8800万，结果被紧急撤拍。原因是这是一幅收藏名家捐赠的名作。舆论一下子炸锅了，一个常年不被感知的领域，浮出水面，一个老牌国有博物馆的权力边界，到底谁说了算、谁来监督、谁替公众看着这扇库房门？

虚斋旧藏古画137件

咱先捋一捋事情的经过。

根据澎湃新闻的独家报道和一些资料。上世纪上半叶，江南有个大收藏家叫庞莱臣，号“虚斋”。圈内对他的评价非常高，有“江南收藏看虚斋”之说。他的藏画，不是随便扫货，是按体系、按流传、按质量一点点攒出来的，里头有一卷被他视作压箱底的东西，那就是明代仇英的《江南春》。清代的时候，这卷画先在王氏话雨楼，再到苏州过云楼，被《过云楼书画记》称成仇画第一，最后落到庞莱臣手里，被说成虚斋至精之品。

来源澎湃新闻：庞莱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缺好东西办馆、办展，一大批老收藏家选择把家底交给公立博物馆。1959年1月，庞莱臣的儿子庞增和代表家族，把“虚斋旧藏”古画137件，无偿捐给南京博物院。南博给了一张正式收据，还附了一份清单，明明白白写着：明 仇实父（仇英）《江南春图卷》一件。

来源澎湃新闻

在那一刻，对庞家来说，这卷画不再是我家的宝贝了，而是国家的东西，以后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研究、展示。对南博来说，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资产。有虚斋旧藏，有仇英名迹，有捐赠故事，是任何一间博物馆都求之不得的组合。

几十年过去，这137件画作在库房里沉默，偶尔有几件出现在展厅。2014年，南京博物院办了一个大展，专门纪念庞莱臣诞辰150周年，把“虚斋藏画”在全国各大博物馆里串成一个故事，高度肯定庞家捐赠的意义。

结果就在这次展览相关文章里，有一句话扎到了庞家人的心：“庞莱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庞莱臣的曾孙女庞叔令把这句话当成了对家族名誉的公开伤害，一纸诉状把南京博物院告上法院。最后法院判她胜诉，这算是两边关系第一次公开撕裂。

更戏剧的是，在这次名誉案的过程中，南京博物院拿出了一条“有利于自己”的材料：一篇2010年左右的报道，介绍南京一家民办美术馆“艺兰斋”的镇馆之宝-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这篇报道详细讲了这卷画从话雨楼、过云楼到虚斋庞莱臣的传承，还写明是“庞氏后人带出，再由艺兰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购得”。

庞叔令在法庭上看到这篇报道，整个人是懵的。按照她的理解，仇英《江南春》在 1959年就已经捐给了南京博物院，怎么又会从“庞氏后人带出”跑到民办美术馆变成“镇馆之宝”？那一刻，她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疑问：

捐给国家的东西，到底在哪？

后来几年，她不断给南京博物院写信，希望了解137件捐赠品的具体情况和去向，但得到的回应非常有限。你能感受到那种挫败感：自己把东西交出去几十年了，现在连问一句“还在不在”“在哪里”都问不出答案。

时间一下跳到2024年。庞叔令选择再一次用法律手段推进。2024年11月起，南京博物院连续两次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材料，案由是“赠与合同纠纷”，核心诉求就是：请南博向捐赠人后代说明捐赠藏品的真实状况和流转去向。

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了一个看上去还算合理的共识。在 2025年6月30日之前，让捐赠人进入库房，对照1959年的清单，逐件查验这137件画的原件。如果发现有缺失，南京博物院要说明缺失作品的去向。

结果，就在查验约定的前一个多月，事情突然拐了个弯。

2025年春天，北京某大型拍卖公司的图录里，亮出了一个重磅拍品：明 仇英《江南春》图卷，估价待询，市场传出的起拍价在8800万元左右。图录上的介绍，从题材内容到收藏传承，一路写到话雨楼、过云楼、虚斋庞元济，和庞家当年的那卷记载几乎重合。

对懂行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普通拍品，而是妥妥的顶流，学术价值、市场价值都在天花板上。对庞叔令来说，这更像是一记闷棍。我一直问南博“画在哪”，你口风紧得要命，结果一转头，它以8800万的起步价出现在北京的拍卖预展上。

她马上向国家文物部门举报，文物主管部门很快介入，要求核查来源，拍卖行也在风口之下紧急撤拍。南京博物院随后证实，确实有这么一件仇英《江南春》曾经被捐入馆内，但拍卖场上的那一卷，是不是当年受赠那件，要进一步查证。

该走的程序还得走。到了 2025 6月底，庞叔令按约进入南京博物院的库房，对照着 1959年的清单，一件一件核对。最后的结果是：137件捐赠品，现场只看到了132件，有5件不翼而飞。

这5件里，除了仇英《江南春》之外，还有赵光辅《双马图》、王绂《松风萧寺图》等，都是名字听上去不简单的古画。换句话说，缺的不是无名小稿，而是清单上有名有姓的作品。紧接着，南京博物院给她出了一份书面说明：这5幅作品在1961年、1964年两次被专家组鉴定为“伪”“假”，上世纪90年代，依据当时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已经剔除藏品序列并进行了处置。

问题是，这份说明只说了三个关键字：伪、假、处置，却没说这 5 幅画到底去了哪里，处置给谁，是划拨给其他单位，还是以什么方式流出了博物馆体系。庞叔令当然不接受。于是，第二轮官司来了。

2025年11月20日，“赠与合同纠纷案”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正式开庭。庞叔令这次的要求更直接：请南京博物院提供详尽的流转材料，交代这5幅画是如何从“虚斋捐赠品”变成“已处置”的。

庭审中，南京博物院拿出了两份关键证据：

一份是1961年的《鉴定书画意见记录》，另一份是1964年的《鉴定书画库存意见记录》。这两份记录上写着，当年邀请了张珩、谢稚柳等专家，对包括《江南春》在内的若干作品进行了鉴定，结论是“伪”“假”。上世纪90年代，正是依据这两次鉴定，把5幅画从馆藏序列里“剔除”，并依规“处置”。

可问题又来了：

一是这两份文件公开出来的版本，大面积打了马赛克，外界只能看到几个“某某为假”的字样，看不到完整名单、看不到具体理由、看不到专家讨论细节。二是即便当年真判成“伪作”，今天回头看，这种鉴定是不是还经得住新的学术标准和技术检测，也是个问号。庞叔令的态度很简单：既然你说有鉴定、有处置，就把过程、文书、流向都给我看清楚。

12月17日，舆论已经沸腾。南京博物院终于在官网和公众号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对外统一了口径：确实在1959年接收了庞家137幅捐赠画作，其中5幅在1961年被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等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1964年又被另一组专家鉴定为“假”，上世纪90年代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了处置。案件目前在审理中，下一步将深入核查5幅画作的去向，如果发现当年的处置存在违法违规，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至于拍卖市场出现的那卷《江南春》，是不是当年受赠的那一件，尚待进一步查证。

估计要带出一批人来了。

到这里，时间线差不多拼完了。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有几个很刺眼的节点：1959 年无偿捐赠137幅，1961和1964年两次内部鉴定判5幅为伪，90 年代“处置”，十几年后民办美术馆高调展示《江南春》，再过几年，北京拍卖场估价8800万，捐赠人后代在新闻里看到家族捐品的另一种命运，最后，才走进公众视野，引发人们的广泛质疑：博物馆到底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些东西从库房里送出去的？

于是一个很现实问题出现了：

博物馆的权力边界到底在哪里？

一间国有博物馆，同时握着三种权力。

它是文化机构，决定哪些东西进馆、哪些东西出展。

它是国有资产的管理人，负责看管这些属于国家、属于公众的物件。

它又是学术权威，有权说这个是真、那个是假。

问题在于，当这三种身份叠在一起，又缺乏外部牵制时，很容易变成一种闭环。东西在我这，我来鉴定真伪，我来决定处置方式，我来保管全部档案，外界很难介入。当年专家说是“伪作”，今天专家说要“尊重前人结论”，最后变成一个系统里自证自洽的逻辑。捐赠人想问一句“你是怎么判的”“你凭什么处置”，需要打几年官司、拿着法院文书去敲库房门，这说明权力被用得太顺，程序的约束太弱。

这次事件让捐赠制度里的信任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按照现在的法律和常识，捐赠人把东西给博物馆，不是把话语权全部交出去。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条例都强调，文物收藏单位要尊重捐赠人意愿，对受赠文物妥善保管。换个角度想。哪怕后来发现某几件是伪作，合理的做法也应该是通知捐赠人或继承人，告知鉴定结论，说明拟定的处置方案，征求意见。你愿不愿意返还？愿不愿意留在馆里作为研究标本？愿不愿意公开标注“存疑”？这是对捐赠者起码的尊重。

但这次事件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体验。捐赠人后代通过媒体才发现自家祖辈捐的东西在别处展出，写信多年得不到有效回应，在法庭上才看见一部分被打了马赛克的“鉴定记录”。你能想象，对于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把祖上的东西交给公立博物馆的人，这个案例带来的示范效应是什么？

几十年来，国有博物馆内部的藏品出入库、借展、修复、处置，虽然有一套文书流程，但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关在自己柜子里的档案。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审计部门能不能全面掌握？社会公众有没有知情权？这几年，文物部门一直在强调要建全国馆藏资源普查和信息系统，就是为了把这块灰色地带变小。可你看这次，从1959年到90年代，再到 2010年民办美术馆展示，再到2025年拍卖预展，监管基本是缺位的，直到媒体曝光、舆论汹涌，相关部门才介入叫停。

换句话说，监管不是一直在场，而是出了事之后才追着跑。这种事后追赶，止得住一件《江南春》的拍卖，却挡不住其他没被发现的东西。

那接下来，对这 5 幅画，尤其是仇英《江南春》，南博务必要给出一条清清楚楚的时间线和流向链。什么时间被判为伪作，哪一年、通过什么程序剔除，划拨给了谁，后来的几次转手有没有文书、有没有价格，能公开的必须公之于众。

这不是为了某个家族的面子，也不是为了某个机构的声誉。如果我们连问一句它去了哪了的权利都要靠打官司争取，那问题就不只是《江南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