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让本就冷淡的中日关系更加紧张。

很多人感到困惑，这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历史上总是在“搞事情”？

它的战略执念究竟从何而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一千多年前。

你会发现，从那时起，日本就不是一个省心的邻居。

“王道”的盛唐，为何养出了最凶的“白眼狼”？

公元663年，大唐名将刘仁轨，率领不到两万的水师，面对的是倾国来援的四万多倭国大军。

唐军战船不足200艘，而倭国战船密密麻麻，号称上千艘。

结果呢？

唐军凭借着更坚固的楼船和先进的火攻战术，仅仅两天，就将倭国水师打得灰飞烟灭。

《新唐书》描述当时的场景是“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四百多艘敌船被焚毁，倭国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白江口一战，彻底把刚刚有点“青春期叛逆”的日本打回了原形。

按照我们今天的“爽文”逻辑，接下来就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大唐舰队乘胜追击，直捣其本土，彻底终结这个岛国的威胁。

但大唐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

这并非简单的“仁慈”或“手软”，而是根植于当时中华文明骨子里的世界观——“天朝上国”的“王道”逻辑。

在盛唐的眼中，世界是一个以长安为中心、文明程度由近及远递减的同心圆。

自己是文明的太阳，周边都是“蛮夷”。

对于这些“蛮夷”，首选的策略不是征服和占领，而是“教化”与“册封”。

你来学习，我倾囊相授；你来朝贡，我加倍赏赐。

这套体系的核心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和秩序上的稳定，而不是领土上的无限扩张。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本土在当时的大唐决策者眼中是什么？

一片远离大陆、资源贫瘠、灾害频发的“化外之地”。

派大军跨海远征，去征服这样一块土地，成本高得惊人，收益却几乎为零。

这笔账，在大陆文明的算盘上怎么算都划不来。

所以，唐朝选择了最符合自己世界观，也最“经济”的方式：不索要赔款，不割占土地，反而正式赐其国名为“日本”，并敞开国门，让一批批的“遣唐使”前来学习。

从政治制度到建筑工艺，从诗词歌赋到生活习惯，大唐慷慨地将自己的文明成果打包输出。

这在当时看来，是彰显天朝气度的“王道”之举。

但从地缘战略的千秋大计来看，这却是一个致命的盲点。

大陆文明的“王道”逻辑，无法理解一个岛国文明的生存逻辑。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天灾不断，这种环境决定了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外扩张的冲动。

它学习中华文明，不是为了被“教化”，而是为了汲取养分，强壮自身，最终反噬这个“老师”。

唐朝的慷慨，无意中为千年后的灾难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它用自己的文明，喂养了一个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学生。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失误”，而是一次深刻的文明误判。

万历的“算盘”与丰臣秀吉的“赌桌”

时间一晃九百多年，历史给了中原王朝第二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在古代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

16世纪末，日本出了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枭雄。

这个人统一日本后，野心极度膨胀，他制定的国策疯狂得令人咋舌：先占朝鲜，再吞中华，然后迁都北京，自己坐镇宁波，遥控整个亚洲。

这不是一句空话，他为此动员了超过15万大军，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

朝鲜军队不堪一击，短短两个月，汉城、平壤相继失守，国王一路逃到鸭绿江边，向宗主国大明哭诉求援。

当时的万历皇帝，虽然几十年不上朝，但在“抗倭援朝”这件事上，他展现了惊人的战略决断。

明朝先后派遣数万大军入朝作战，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七年的血战。

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超乎想象，明朝付出了近千万两白银的军费，邓子龙、李如松等一代名将或战死沙场，或心力交瘁。

最终，在明朝与朝鲜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日军被彻底击败，丰臣秀吉在绝望中病逝，侵朝日军仓皇撤回本土。

军事上，明朝又赢了。

那么，为什么不趁势追击，一劳永逸地解决日本问题？

很多人将其归结为明朝末期的“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北方女真崛起、国内党争不断。

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更深层次的，依然是大陆文明与岛国文明在战略思维上的根本差异。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明朝的万历皇帝，手里拿的是一把“算盘”；而日本的丰臣秀吉，坐在一张“赌桌”前。

对于万历和他的大臣们来说，任何国家行为都要用“算盘”精打细算。

出兵朝鲜，是为了保住藩属国，维持东亚的战略缓冲带，这是“唇亡齿寒”的道理，这笔账必须算。

但战争打了七年，国库已经见底，北方的后金（女真）才是心腹大患。

此时再组织一支规模空前的舰队跨海远征日本，其花费将是天文数字，而且一旦失败，整个王朝都可能崩盘。

因此，将日军赶出朝鲜，恢复原有秩序，是最“划算”的结局。

而丰臣秀吉则完全是赌徒心态。

他把整个日本的国运都押在了这张“赌桌”上。

赌赢了，就能“名垂青史，泽被万世”，获得大陆的广袤土地和资源；赌输了呢？也没关系，大不了退回岛上，舔舐伤口，等待下一次机会。

对于日本来说，侵略失败的成本，远比明朝远征失败的成本要低得多。

所以，明朝的“手软”，并非简单的怯懦，而是一个精于计算的“账房先生”，面对一个输了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赢了就通吃的“赌徒”时，所做出的理性却短视的选择。

这次胜利，非但没能打痛日本，反而给它留下了另一个印象：侵略大陆的风险，似乎也没那么大。

失败的代价，不过是退回去而已。

从丰臣秀吉到三百年后的伊藤博文、东条英机，这种“赌徒逻辑”一脉相承。

甲午战争，日本赌赢了，从中国拿走的2.3亿两白银赔款，让其彻底完成了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

二战，日本再次豪赌，虽然最终输给了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钢铁洪流，但它内心深处，从未觉得自己输给了中国。

回望历史，从唐朝的“文明误判”到明朝的“理性短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农耕大陆文明，在面对一个海洋岛国文明时，一次又一次的战略失焦。

我们习惯于用“王道”和“算盘”去处理周边关系，而对方的逻辑却是“霸道”和“赌桌”。

我们总想着“以德服人”，而对方想的是“下克上”。

这并非要我们去鼓吹战争，而是要深刻理解，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国家性格和战略逻辑。

不理解对方的底层逻辑，仅仅用自己的思维去揣度对方，就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看似“仁慈”或“理性”，实则后患无穷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