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上海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这句话，后来改变了几亿中国家庭的命运。

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是人口学家搞出来的，其实不是。这项政策的真正推手，是一群担心中国人吃不上饭的老革命。

一场关于"吃饭"的高层焦虑

1979年的中国，刚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党工作重心要转向经济建设了，邓小平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对吧？

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全国农村有一亿几千万人口粮不足，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六十多元。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四十元以下，很多地方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

陈云是主管财经工作的，他这个人有个特点，看问题喜欢从吃饭穿衣入手。他常说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国的国情有两个特点必须看到：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

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从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三亿，耕地面积却减少了一亿六千万亩。人多了三亿，粮食人均占有量反而下降了。

陈云看着这些数字，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人口继续这么增长下去，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根本搞不成。

1979年6月1日，陈云到上海视察，他跟当地负责人谈起人口问题，越说越激动。

他说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

他提出了五条措施：大造舆论、制定法令、加强避孕药物研制、优待独生子女、实行社会保险。

说到制定法令时，陈云提起了跟李先念的一次对话。

李先念说，可以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陈云摆摆手：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

然后他说了那句让所有人都记住的话：准被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陈云是什么人？他是管了几十年经济工作的老革命，见过大风大浪。能让他说出这么决绝的话，说明他真的急了。

火箭专家的"人口弹道"

就在陈云跟李先念讨论人口问题的同时，另一边有个人也在忙活这件事。

这个人叫宋健，是搞火箭的。

1978年，宋健出访芬兰，从欧洲学者那里学到了一套用数学模型预测人口变化的方法。他的本行是什么？计算导弹飞行弹道。

导弹在空中飞，轨迹是一条抛物线。人口增长在图表上画出来，也是一条曲线。宋健觉得，两者的计算逻辑是相通的。

他回国后，把资料交给七机部二院的同事李广元，两个人一起算了几个月。

算出来的结果吓了他们一跳，如果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孩子，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

这个数字被写成报告，通过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给了陈慕华，然后转报中央政治局。

1978年11月，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李广元也去参加了。会上都是搞了一辈子人口研究的专家，他是半路出家的计算机工程师。

有个山西学者叫梁中堂，问他：你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李广元笑了笑，用计算机算的。把参数往里一代，给个指令，不到一个小时，就能算出今后一百年的人口。

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是稀罕物件。能用计算机算出来的东西，天然带着一层"科学"的光环。

宋健后来升任国务委员，他的人口研究成果，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当然，也有人不服气。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质疑"一胎化"政策，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一直到1985年，国家才特批他在山西翼城县搞"二胎"试点。

从"最多两个"到"只准一个"的半年剧变

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份文件，编号69号。

这份文件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请注意，是"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后面那半句还给老百姓留了余地。

可这句话的寿命很短，，到了1979年底，"最多两个"就悄悄消失了。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成都召开。

主持会议的是陈慕华，她是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这个位置很关键，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很大程度上要经过她的手。

陈慕华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鼓励一胎"，她还提了一个要求：在全国性计划生育法律颁布之前，各省先行制定地方条例。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中央还没出台正式法规，地方先把规矩立起来。

各省接到指示，动作很快。

到1979年底，全国29个省区市里，27个已经出台了本省的计划生育条例。条例里明确规定，要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控制生育。

1979年6月，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这是总理在全国人大上讲的话，等于是最高层定了调子。

同年10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客人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得很直接：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一点：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

战略任务，这四个字分量很重。

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在成都又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的定调更加明确：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上来。

你看，从年初到年底，政策的措辞已经从"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变成了"只生一个"。

变化就是这么快。

陈慕华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目标：争取到2000年实现人口零增长。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让绝大多数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从1978年到1979年，短短一年多时间，"一胎化"从一个构想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

一封写给党团员的"公开信"

1980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

这一年，胡耀邦当选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赵紫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新一代领导人走上前台了。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希望中央下发正式文件，把"一胎化"政策确定下来。

可胡耀邦和赵紫阳对这事有顾虑。据当时接近决策层的人回忆，胡耀邦怀疑"一胎化"的可行性。赵紫阳则更进一步，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

这让陈慕华很着急。

1980年6月13日，陈慕华给陈云写信，实际上是在试探态度，寻求支持。

陈云回复得很快：你引的我去年讲的话没有错，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

第二天一早，陈云又补了一封信：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

有了陈云的明确支持，事情就好办了。

1980年3月到5月，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参会的有六十多人，讨论了很多问题，会不会影响孩子智力？会不会造成"四二一"家庭结构？这个政策执行多长时间合适？

1980年9月25日，那封著名的《公开信》正式发表。

信里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你看，留了一个口子，三十年。这既是一份政策确认书，也是一份带有期限的承诺。

1982年，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正式成为基本国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2021年，三孩政策放开。那封公开信里说的"三十年"，最终变成了三十五年。

回过头来看，1979年那批决策者的担忧是真实的。吃饭问题、就业问题、资源问题，在当时确实压力巨大。他们做出的选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选择。

参考资料：

· 《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中国人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