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个很多人都弄错的看法:“中国古代的科技一直领先”。
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真理,觉得中国在古代技术上是绝对最厉害的,只是因为清朝搞了“闭关锁国”,后来才落后了。但实际上,这么想是有很大问题的。
不是说我们的老祖宗不聪明,而是说“科技”这个词,放在古代那个时候,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看。
我们从小在课本里学到的,比如张衡的地动仪、祖冲之的圆周率、四大发明,这些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借着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要说说“经验技术”和“科学理论”有什么不一样。你要是问这有什么用,那就是因为,弄清楚这个区别以后,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闭关锁国”不是我们后来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它反倒更像是一个结果。
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感觉自己“遥遥领先”,最后却发现被人“降维打击”?
——这里的“领先”,得先厘清概念:是指在农业文明框架下,基于人口红利和经验积累的“工匠技术”;而不是指工业文明所需的、基于数学和逻辑推演的“科学体系”。
首先从时间线上来考虑这件事。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中国是在清朝才开始落后的。但李约瑟或者杨振宁会告诉你,这个分水岭可能在明朝中后期,甚至是16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大家看到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是1840年英国人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开,你会发现一个尴尬的时间巧合:
1644年,清军入关,确立了大清的统治; 同一年,1644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笛卡尔发表了《哲学原理》。
再往前推一点,当我们在赞叹袁崇焕的大炮时,可能忽略了“红夷大炮”本身就是改良自葡萄牙的技术。当王阳明在思考心学时,欧洲的哥白尼正在推演日心说,维萨里在解剖人体。
也就是说,在清朝决定“闭关”之前,西方已经在基础科学的赛道上抢跑了。
这就好比两个人赛跑,一个人在练肌肉(技术),一个人在研究内功(科学)。短期看肌肉男很强,但长期看,内功深厚的人才能突破瓶颈。
而除了时间线,还有现实层面的考虑,这也是导致差距拉大的核心原因——在这个层面,我们最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劣势:
首先是“科”与“技”的分野。
中国古代有极致的“技”,但缺乏系统的“科”。
不管是造纸还是火药,本质上都是经验的产物。工匠们知道“怎么做”能成,但很少去深究“为什么”会成。 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这样的逻辑体系。这不是简单的算术,而是建立了一套公理化思维。 没有这套思维,技术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复,无法产生爆炸式的迭代。
其次是“大一统”的双刃剑。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引以为傲的“大一统”和“地大物博”,在科技竞争中反而成了某种包袱。
欧洲因为常年分裂,各国为了生存,必须疯狂内卷军事科技。如果你不改进火炮,隔壁国家就会灭了你。这种残酷的竞争逼迫他们不断试错、不断革新。
反观当时的东方,一旦维持了“大一统”,内部缺乏势均力敌的对手,统治者对提升军事科技的动力自然就衰退了。既然骑射能平天下,为什么要费力去搞那些奇技淫巧呢?
这种“高水平的平衡”,反而锁死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第三个方面,可能有点出乎意料:材料学的缺失,比如玻璃。
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却是被很多人忽视的细节。
中国古代能烧出精美的瓷器,但一直没能量产高透明度的玻璃。
没有高透明玻璃,就没有试管、烧杯,化学反应就无法被精确观察;没有高质量镜片,就没有显微镜和望远镜。
没有显微镜,生物学和医学就锁死在宏观层面;没有望远镜,天文学就只能停留在观测历法,而无法进入天体物理。
这一点点微小的缺失,最后变成了科学树上的巨大空洞。
看过这三个方面的论据以后,你是否感觉“闭关锁国”这个责任,背得有些冤枉?
当然,闭关锁国的确打断了交流,加快了衰落,但它更好像是面对外部危机时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是落后的唯一原因。
就像一个本来生病的人,选择关上门养病,结果病却更重了。
真正的差距,在于当我们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他们在进行文艺复兴;当我们在钻研八股文的时候,他们在进行大航海;当我们在修故宫无数根柱子的时候,他们已经用数学算出了穹顶结构。
上帝并没有制造一种绝对完美的文明放在那里让人模仿,而只是准备了不同的工具供人选择。我们选了伦理和经验,他们选了逻辑和实验。
这才是“李约瑟之问”背后真正的苍凉。
更新时间:20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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