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咬金做了两件事，让李世民和李治都很高兴，怪不得能安享晚年

谈及大唐朝的开国元勋，那确实是星光熠熠，猛将如云。但若论及谁的结局最为圆满、活的最为滋润，并且总能让太宗李世民和后来的高宗李治都心生欢喜，那么程咬金确实称得上是独一份。

人们熟知的“混世魔王”形象，多来自演义小说，而历史上的程咬金（程知节），出身并非草莽，而是济州东阿的地方豪强，少年时便以骁勇闻名，且其主要武器是威力强大的马槊，并非只会那戏剧性的‘三板斧’。

程咬金作战勇猛是史实，但若说他仅靠匹夫之勇就能在风云变幻的朝堂局势中安稳度日、寿终正寝，那未免低估了他。程咬金此人，看似粗豪，内心却明亮得很，自有他一套独特的处世智慧。

历史上，有两件关键大事，程咬金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得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和后来的唐高宗李治都对他颇为满意，也难怪他能安安稳稳活到近八十高龄，含笑而终。

我们先谈这第一件事，它发生在惊心动魄的“玄武门之变”之前，关乎生死存亡，至关重要。

第一件事：太子步步紧逼，程咬金誓死不离秦王府

时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大唐王朝已建立数载，但内部的纷争与较量却远未平息。高祖皇帝李渊虽居帝位，但他膝下两位杰出的儿子——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李建成身为长子，占据太子之位，有四弟齐王李元吉为其羽翼，并得到部分朝臣的支持。而李世民则功勋卓著，麾下汇聚了秦琼、尉迟恭、程咬金等一批骁勇善战、忠心耿耿的将领，声望日隆。如此一来，太子李建成心中自然难以平静，眼看二弟的声势甚至盖过了自己这位储君，危机感与日俱增。

于是，李建成与李元吉便开始谋划如何压制李世民。直接对抗风险太大，李世民及其部属并非易与之辈，且高祖皇帝虽在情感上或有偏向，但对李世民的赫赫战功亦是认可的。因此，他们选择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削弱秦王府的力量，意图先行剪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程咬金，便是他们急欲清除的关键人物之一。原因无他，这位以马槊精湛、勇冠三军而闻名的将领，不仅作战勇猛，性格豪爽，在秦王府中人缘极佳，更关键的是，他对李世民忠诚不二，是那种“主公指向哪里，俺老程就打向哪里”的铁杆支持者。这样的人物留在李世民身边，对太子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潜在威胁。

于是，太子李建成便在高祖皇帝李渊面前进言构陷。史书虽未详述其具体言辞，但无非是添油加醋，指称程咬金或对朝廷存有二心等等，专拣李渊内心可能存在的顾虑之处着墨。

李渊在处理儿子们的关系上，时常显得优柔寡断，试图平衡各方，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听闻太子这番言语，加之可能确实觉得秦王府影响有所扩张，需要加以抑制，便下达了一道诏令：任命程咬金为康州刺史，即刻离京赴任。

康州(今广东德庆)地处偏远，在当时远离都城。这道任命，明眼人皆知其并非擢升，而是变相的贬谪与流放，是太子李建成试图将程咬金调离李世民身边，削弱秦王影响的策略。

程咬金自然深知不能离开。他清楚地认识到：太子的行动已经开始，先是针对他程咬金，下一步便可能是秦琼、尉迟恭，最终的目标无疑是秦王本人！

他当即做出了决定，必须让李世民彻底认清当前的危局，于是连夜去见了秦王李世民。

据《旧唐书·程知节传》记载，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建成忌之，构之于高祖，除康州刺史。知节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

程咬金的意思很明显：现在（太子他们）正要把您身边的得力干将一个个都除掉，这样下去，您本人肯定也危险了，撑不了多久的。我程咬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绝对不会离开您，恳请您赶快拿定主意，保全自己要紧啊。

虽说后来程咬金还是遵命前往康州担任刺史，但他的这番话却字字句句如同重锤，敲击在李世民的心头。不仅表达了誓死追随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以最直接的方式点醒了李世民，促使其下定决心应对危局。

这不仅让李世民看到了他的忠勇无畏，更认识到他并非仅凭蛮力作战的莽夫（历史上的程咬金，虽以勇猛著称，却并非只有匹夫之勇，其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如此判断，也印证了这一点），而是能在关键时刻洞察局势、敢于仗义执言的忠臣良将。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距离“玄武门之变”还有两年，程咬金便有这种认识，说明此人颇有眼光和头脑，绝非莽夫一个。

因此，玄武门事变成功后，程咬金自然地位显赫，成为太宗皇帝最为信任的股肱之臣。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临终前，曾将程咬金叫到身边，让他统率飞骑军从翠微宫护送太子李治回朝继位。为了保证李治顺利继位，程咬金在皇宫外守护了整整3个多月。

由此可见，在李世民的心目中，程咬金是绝对可以信任之人。

第二件事：老将受命征西突厥，给予新君尊重与支持

岁月流逝，转眼间数十年过去。当年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已年迈，最终龙驭上宾。继承皇位的是太子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

高宗皇帝李治，性格相较于其父更为温和内敛。但他即位之初，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小。对外，西突厥等边疆势力时常滋扰生事；对内，太宗皇帝留下的那批功勋卓著的元老重臣，个个德高望重，如何有效地获得他们的信服与支持，树立自身权威，同时又能确保边疆稳定，是摆在他面前的严峻课题。

恰在此时，西突厥问题再次凸显。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反叛，侵犯大唐西部疆域，使得边境不宁。高宗皇帝决定派遣大军征讨，以彻底解决这一边患。

那么，由谁来担任这次西征的统帅呢？朝中不乏能征善战之将，如苏定方、薛仁贵等后起之秀均已崭露头角。但高宗皇帝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颇感意外的决定：任命程咬金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主持此次西征军事。

要知道，当时的程咬金，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早已过了冲锋陷阵的黄金年龄，而且程咬金自李世民即位后几乎很少参与外出征战，更没有大兵团指挥作战的经验。让这样一位高龄老将重新披挂上阵，领兵远征数千里之外的西域，与剽悍的突厥骑兵周旋，这是否合适？

许多人或许心存疑虑。但程咬金本人接到任命时，虽然也感到意外，但还是欣然前往。

至于那次西征的具体战况，过程确实遇到了一些波折。副大总管王文度从中作梗，不仅延误了战机，甚至有滥杀降卒之举，给战事蒙上了阴影。程咬金最终未能彻底解决阿史那贺鲁（此功绩后由苏定方完成），还因受到王文度事件的牵连而被免官。

按理说，王文度矫诏是要被斩首的，而程咬金作为主帅不作任何分辩，就轻易听信王文度的话，罪名也不小，按律连坐也得处斩。

但令人意外的是，李治仅把两人免官，没过多久便又重新起用。

而这一年年底，李治刚好做了一件大事，引起了朝堂上的极大震动，即“废王立武”，将原配王皇后和萧淑妃贬为庶人，改立武则天为皇后。

这件事进入白热化状态时，正是程咬金出征西突厥之际。

程咬金作为李世民留下的前朝老臣，奉命执掌禁卫军，护卫长安，位高权重，自然成为朝中一派。

李治在这个关头将久不上阵且年近七旬的程咬金外派出去征战，其目的不言而喻，为的就是在“废王立武”时期让程咬金不要参与进来，靠边站。

程咬金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怎能不知道李治的意图呢？

再者王文度矫诏之时，苏定方就说要么让王文度把皇帝奉命节制程咬金的密旨拿出来，要么先把王文度抓起来，但程咬金都没听，反而王文度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如果王文度没有李治的授命，就是给他一百个胆子都不敢矫诏。

结果是，两人这么大的罪过，仅仅是被免官，没过多久又被重新起用，李治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让你程咬金离开长安，靠边站。

所以，程咬金很识趣，深知“功高震主”之理，主动放弃了“灭国之功”，但是让李治特别高兴，你老程识实务，不愧是父皇留下的心腹之臣。

不过，李治并没有怠慢这位三朝老臣，还是任命他担任了岐州刺史。

没过几年，程咬金便主动请辞，告老还乡，回家享清福去了。

麟德二年二月七日（公元665年2月26日）程咬金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77岁。唐高宗下令追赠其为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赐谥号“襄”，陪葬昭陵。

因此，这位并非演义中那般全然粗莽的卢国公程咬金，能够历经太宗、高宗两朝，始终获得信任与优待，最终以七十七岁高龄安然辞世，并荣获陪葬昭陵的殊荣，这绝非仅仅是运气使然，也非全凭所谓的“福将”光环。这背后，是他那种看似粗犷实则通透的生存智慧，是他那份对李唐王朝两代君主始终如一的赤胆忠心，共同为他铺就了一条通往荣华与善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