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西夏陵之谜的钥匙——7号陵主人李仁孝的身份确认及其故事

□何艺培

北京时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国申报的“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新科世界遗产的故事，还要从将近100年前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架德国飞机掠过贺兰山上空。飞行员卡斯特尔俯视苍茫大地时，突然被山麓下一片奇景攫住目光——有数座巨型土锥，在贺兰山嶙峋的阴影中沉默矗立。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些土冢一直静默于风沙之中，身世成谜。这个谜是如何解开的呢？

帝陵往事：贺兰山下的历史谜团

即便对“风水”一无所知，也很难忽视西夏陵的帝王气象——贺兰山如天然王座，帝陵端坐其中，浑然天成。

在中原文化中，“陵”字本义即为山陵。由此，“山陵”一词渐成帝王陵墓的尊称。及至唐代，更开创“因山为陵”之风，将帝王长眠之地与巍峨山岳融为一体。

从现实地理来看，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周遭，唯贺兰山兼具巍然气象与屏障之固。此山“在城西六十里，峰峦苍翠，崖壁险削，延亘五百余里，边防倚以为固”。党项帝王择此山麓营建陵寝，正是对中原王朝“因山为陵”传统的认同。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些土冢一直静默于风沙之中，身世成谜。明代《嘉靖宁夏新志》曾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然寥寥数语，如雾里观花，所指究竟是否此处，终无定论。

更令人扼腕的是，西夏王朝在覆灭之后，竟被元代史官刻意遗忘，史料湮灭。那个曾由开国皇帝李元昊授命重臣野利仁荣、仿汉字精髓创制的六千西夏文字，如天书般难解。西夏历史就此沉入浓雾深处，扑朔迷离。

1972年，专业考古队将目光投向这片沉寂的土冢。六载寒暑更迭，转机降临——痴迷西夏文字的学者李范文，在西夏陵碑亭的废墟间蹲守经年。3270块支离破碎的碑石，在他手中被反复摩挲、拼凑。

终于，一块关键碑额上的西夏文字被破译：“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历史的尘埃骤然落定：七号陵主人，正是西夏第五代帝王仁宗李仁孝。

这不仅是西夏王陵九座帝陵中唯一确认的归属，更似一把金钥匙，骤然插入了西夏文明最辉煌时代的锁孔。

儒风西渐：戈壁上的文化突围

随着天书般的西夏文越来越多被破译，长眠于7号陵的主人李仁孝的毕生伟业也逐渐展现。

李仁孝登基时年仅十六岁，面对境内党项、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共存的局面，他敏锐认识到儒家文化对整合社会、巩固统治的作用。

为推行儒学，李仁孝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七月创立太学，并亲自主持释奠大礼。次年三月，他更做出空前之举——追尊孔子“文宣帝”，其尊崇程度超越同时期宋朝“文宣王”封号。

西夏原设国学（三百弟子），李仁孝所立太学（三千弟子）大大拓展了规模；公元1147年秋八月开策举人、设童子科；次年三月建内学亲选儒士。由此形成完备的“国学—太学—内学”三级教育体系。

清人吴广成评价：“仁孝生长西蕃，先立学校以教于国；复设小学以化于宫；又慕大汉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虽古贤主何以加！”

公元1151年（天盛三年），李仁孝任命精通蕃汉之学的大学者斡道冲为“蕃、汉教授”，主持全国教学。

斡道冲五岁中童子举，精通“五经”，曾译《论语注》、著西夏文《周易卜筮断》，此举彰显了皇帝以本土精英推动儒学的决心。然而儒风西渐并非一路坦途。当时西夏的权臣任得敬对儒化国策深恶痛绝。他曾在朝堂之上公然抗辩：“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地处戎夷之间，地瘠民贫，耕获甚少。如今设立这么多学馆，供养这些书生，耗费巨大。这都是中原的方法，根本不适合我们西夏，还望陛下全部罢黜！”

这位日后敢胁迫仁孝裂土分疆、妄图割据一方的枭雄，其跋扈可见一斑。令人深思的是，面对江山社稷将被分割的屈辱，李仁孝尚可隐忍；但当任得敬直指儒学命脉，意欲斩断西夏精神根基时，这位平素温和的帝王却断然回绝——文化兴国之路，绝无退让！

至此，儒学的根须终于穿透戈壁的砾石，深深扎入西夏的土壤。中原的经义智慧与党项人的刚毅魂魄熔铸一体，锻造出独特的治国之道，为王朝铺就了文化认同的基石。

佛光西渡：经卷里的共生图景

李仁孝尊崇“儒释并举”之道，在推动儒学的同时，对佛教的扶持也不遗余力。

西夏崇佛之风源远流长，自太宗李德明时已见端倪，而其发展轨迹，亦深深烙印着中原文化的印记。

回溯立国之初，景宗李元昊便曾遣使北宋，求赐《大藏经》，并专修佛塔、寺宇以供奉。在随后绵延的宋夏朝贡贸易中，佛经始终是西夏求赐清单上的重要物品，其向佛之心，可见一斑。

历经数代君主的积淀，至李仁孝，西夏佛教终臻繁盛之境。今日出土的佛典，如同打开了一扇窥见往昔的窗口：华严宗《大方广佛华严经》、净土宗《无量寿经》、天台宗《妙法莲华经》、禅宗《六祖坛经》、密宗《佛说圣耀母陀罗尼经》……各宗派经典在西夏境内竞相绽放。

而乾祐十五年（1184年）——恰逢李仁孝本命年的一场宏大法事，则成为西夏佛教鼎盛气象的绝佳缩影：皇帝敕命刻印蕃汉双语《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五万一千余卷；绘制彩绘功德图五万一千余帧；制作佛串五万一千余串。

这些佛教法物如潮水般布施于臣僚、僧侣、官吏乃至寻常百姓之家。单是佛经刊印便达五万卷之巨，其刻经事业之繁荣、佛教信仰之深入民间，由此可窥全豹。

至仁孝朝终章，一部浩瀚的《西夏文大藏经》已然成型——三千五百七十九卷佛典，字字凝结着智慧与虔诚。

回望来路，有了仁孝皇帝的虔诚护持与鼎力推动，再有无数回鹘、汉族高僧皓首穷经、伏案译校的身影……正是这跨越民族与地域的接力，才让煌煌经卷穿透贺兰风沙，在西夏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暮色浸染贺兰山，九座黄土巨冢的轮廓渐渐消隐。正是这片沉默的陵阙，守护着一位少年帝王最炽热的文明理想——以儒风佛韵铸造的西夏文化。

今日指尖抚过残碑上的西夏文与汉文刻痕，耳畔似有驼铃穿越时空：那是僧侣携经卷西来的蹄音，是中原工匠凿刻斗拱的斧声，是贺兰山下各族儿女共诵《论语》的晨读。

王陵的每一粒沙尘，都在诉说一个道理：文明不灭的密钥，绝非孤守，而是百川赴海般的交融与新生。

风沙漫卷，唯见陵前草木岁岁枯荣，正如中华文明血脉深处，那从未断绝的共生之力。

据“道中华”公众号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