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主义理论的百年困局

作为一种国际政治和外交理念，“现实主义”却似乎很少能成功指导“现实政治”。在伊拉克战争的前夕，以现实主义理念闻名的约翰·米尔斯海默曾经联合多名国际关系界学者反对这场轻率的决策，却仍然无法打破彼时根深蒂固的新保守主义两党共识。当伊拉克战争失败的时候，人们会责备小布什政府的失策，责备迪克·切尼误导政府决策与美国公众认知，但并没有人因此真正想起这些“现实主义者”们留下的金科玉律。更多的时候，“现实主义者”似乎只是现实政治可以利用的对象。当政治家推动或停止某一项外交政策，尤其是这一尝试与传统政策大不相同时，才会从所谓“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中寻章摘句，为以现实考量为决策的偏离教条做出辩护。

在美国外交的独特语境下，现实主义更是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一方面，现实主义政治家们否定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政策，呼吁务实路径的声音与新孤立主义者们遥相呼应，仿佛现实的含义就是在外交决策中以精算的方式衡量利益和损失，只要得不到足够的现实利益，就抱定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原则，对诸如“软实力”或“国际影响力”在内的概念嗤之以鼻。另一方面，新现实主义者们又被新保守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描述为孤立分子或战争狂人。新保守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美国介入国际政治中，或是致力于制度输出，或是寄希望以国际合作维系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而现实主义的论调对他们来说有时过度谨慎，有时又显得咄咄逼人。现实，如同其字面含义一般，仿佛与“理念”或“价值观”成为相对立的概念，而在相应的政治动员场合中被应用。

作为知名的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这样的国际关系学者反而在国际秩序开始“失序”的时期成为受到关注的对象。他们仿佛一针见血地指出继续特定秩序或体系而构建的国际秩序是多么脆弱，而国际政治的本质仍然围绕着强国之间的利益争夺展开，却忽视了国际秩序本身也是政治现实的一环。如果现实主义者和非现实主义者都只是将“现实”拆解为不同的碎片加以解读、当作论据，这样的争辩本质上只是在尝试建构不同的“对现实的解释”，是不同的理念的对立，而非现实和理想、实用主义与理念主义的对立。

撰文｜王子琛

《现实政治史》，作者：（英）约翰·比尤，译者：全克林，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9月。

1848年的现实政治

约翰·比尤的《现实政治史》提供了一扇窥见现实主义理论流变与其和真正的“现实政治”互动影响的窗口。与对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展开理论分析不同，约翰·比尤抓住了现实主义容易让人忽视的维度。正因为这一理论涉及的概念太过简单、日常，足以望文生义，人们很少追溯这一概念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中产生。约翰·比尤的《现实政治史》追溯了“现实政治”和与之相伴的“现实主义”概念究竟如何产生并得到学界和公众的认知与误解，这是理解今日的“现实主义”的重要基础。

约翰·比尤认为当代现实主义的概念起源来自德国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这一概念，德国现实政治的概念起源则是1848年德意志自由主义革命及其失败。1853年，时年仅四十岁的路德维希·冯·罗豪出版了《现实政治的基础》，系统性地阐述和论证了现实政治的概念及其应用。《现实政治的基础》探讨了国家的结构和其内部的社会力量，以作为现实政治的方法基础，而后续的内容则以罗豪的观察视角出发，应用于当代德国的社会环境。

文章应时而著，罗豪写就《现实政治的基础》时，正是1848年民族自由主义理想原则为基础动力的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1848年革命是一场席卷欧洲的政治风暴，也为19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奠基。在这场革命中，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人渴望从帝国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建立自由的、民族独立的国家。而欧洲的中心德意志联邦，一批自由主义者尝试建立代表德意志人民主权的议会，从而摆脱梅特涅和哈布斯堡王室的钳制，建立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国家。俄罗斯帝国的干涉、保守主义者在维也纳站稳脚跟，以及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室拒绝所谓“贱民的王冠”而捍卫君主正统的神圣原则，以及1850年奥尔米茨之耻中，奥地利和俄罗斯联合压制并决定性击败普鲁士试图利用1848革命风暴整合德意志联邦的事件，粉碎了同时支持民族独立和自由民权的一批自由主义政治家的愿望。一大批人成为政治犯和流亡者，另一些人开始寻求在旧体系的框架下实现他们的理想。作为一个同情1848年革命、支持自由主义的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罗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了《现实政治的基础》。

《1807，弗里德兰战役》，法国画家欧内斯特·梅索尼尔绘制。弗里德兰战役爆发于1807年6月，它是拿破仑战争中法军与第四次反法同盟军队在弗里德兰进行的决战。

现实政治、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现实（political reality）的差异由此产生。以“政治现实”，也就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许与梅特涅或沙皇俄国的主张更加相符。梅特涅认为意大利和德意志都不过是一种地理概念，在先前五百年的欧洲历史中，很少有能与这一观念相抵触的政治现实。1848年革命失败了，事实证明旧君主制度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一场仅仅根植于市民阶层的运动。同一年，《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真正拥有更强大力量的大众政治阶级呼之欲出。从政治现实而言，是工人阶级的崛起最终埋葬了东欧的旧君主制，而工人阶级从原则上并不会简单倒向民族主义。然而，《现实政治的基础》却正是要为与政治现实格格不入的自由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开辟一条通往权力的道路。

罗豪所推崇的政治现实因此仍然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的表达，现实政治是应对政治现实的手段，一种方法论，而非拒斥政治理想主义本身。罗豪将现实政治的基础归结为四条假设：强者法则、阶级融合的需求、大众观念的重要性及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对政治本质的冲击。通过四条假设，罗豪尝试理解并探索政治现实的运行法则，并为自由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寻找合适的策略：他们必须在君主制和自由主义等问题上让步，以取得公众舆论的支持，并利用民族主义展开政治动员。这并非在人民主权的理念上投降，而是政治现实下的无奈之举。

罗豪尝试以政治现实，而非理念原则的方式构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德意志统一的需求并非自由民众的人民主权之反应，而是应对欧洲列强争霸和生存竞争的必需品。关税保护、民族统一涉及国家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统一也是必须优先推动的事业。而自由主义的民权叙事却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理念——不经由与掌握政治力量的君主、军队的合作，自由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因此，现实政治，或曰政治现实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最初的目的是回应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的现实问题。然而，民族自由主义政治家与俾斯麦的合作，以及德国统一的历史路径却将“现实主义”进一步推到了新的语境之下。

德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1860年代的普鲁士自由主义民族派面对两个主要矛盾。其一，他们希望普鲁士的王室政府能够转型为一个更具有代议制特性的民主政体；其二，他们希望实现德意志人的统一。在1848年，这两个理想是同步进行的：通过法兰克福会议，成立一个共和的德意志国，囊括奥地利德意志部分在内的整个德意志地区。1848年革命破裂了，在罗豪等温和自由主义者以现实政治为名展开的妥协中，自由主义民族派开始接受另一个可能：由普鲁士强大的霍亨索伦王室来推动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政府与议会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围绕着财政拨款问题，俾斯麦找到了所谓的“宪法漏洞”理论，事实上绕开了议会的批准而维持旧财政预算。这种几乎藐视议会的态度却并没有导致俾斯麦政府与普鲁士议会的决裂。以“现实政治”为名，罗豪为代表的议会自由派容忍了俾斯麦政府，视其为通往德意志统一的“必要之恶”，同时相信自由主义民族派在普鲁士议会中的地位将会迫使俾斯麦与他们走向合作。

1866年的普奥战争实现了俾斯麦和自由主义民族派的和解，由于击败了奥地利帝国而使得民族统一成为可能，普鲁士议会的自由派分裂，包括罗豪在内的右翼成立了民族自由党，该党将在未来十余年中成为俾斯麦政府的首要支柱。“现实主义”得到了实践：资产阶级没有不自量力地试图实现一个过高的目标，而俾斯麦为代表的王室也不得不将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纳入政治决策过程中。

罗兰·温德尔·哈里森，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芝加哥大学杰出服务教授。

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德意志帝国成为俾斯麦和民族自由党之间妥协的典范。无数历史学者已经指出，德意志帝国犹如一个怪胎，就连其正式名称都是字斟句酌而设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既不激怒正统主义者，又可以满足民族自由党对民族统一的多年追求。德意志帝国拥有一个叠床架屋的联邦结构和一个保留了君主权力的联邦参议院，又有一个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帝国皇帝是联邦主席的正式头衔，德意志帝国甚至在法理上都如此暧昧不清。罗豪等民族自由党人得到了德意志国家的名称，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或许是俾斯麦本人：他成功得到了民族自由党人的支持，却维持了普鲁士的特殊性。

因此，现实主义打上了浓厚的德意志帝国标记，理想在现实面前的折中既然成为德国统一的道路，也自然成为一种德国式的政治方式。随着特赖奇克和迈内克为代表的、继承罗豪衣钵但又与罗豪的观念有所差异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登上德意志帝国的舞台，现实主义逐渐从应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出路策略，变成了一种侧重于外交的方法论。现实主义被发展为政治理想主义或政治道德主义的对立物。俾斯麦以三场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这是从维也纳会议以来民族自由主义者们花费了数十年未能实现的目标。因此，政治现实的法则是力量，这一根本性原则受到新一代德国政治家们的重视。他们忽视了罗豪承认权力政治的基础是为其政治理想寻找成功的可行途径。

德国的政治现实主义由此发展成为一种外交上的反英主义。在新一代德国外交理论家看来，英国的外交是反现实主义，因此是虚伪的。英国以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口号，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更大范围的利益，而又以道义理由限制后来者的发展。从历史的客观事实而言，德国现实主义者的批评不无道理：英帝国建立于暴力扩张，而非所谓的自由贸易原则上。通过控制关键的航路要道，英帝国掌握了世界的大部分资源，由此支撑其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地位。然而，由此认为英国的外交中天然缺乏信念或理想色彩，则使得德国政界在外交决策中处于茫然的地位。英国傲慢的对殖民地开化信念和所谓维持欧洲和平、信守外交道义的理念确实驱动着英国外交决策者的行动，无论这种信念本质上是否虚伪。信奉权力政治而否定观念和理想在外交中的运用，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让德国占据了政治博弈的先机，而是使得德国渐渐趋向孤立，就如同民族自由党的命运一样。

在后俾斯麦时代，伴随着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崛起，民族自由主义者们在帝国国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在政治光谱的一端，存在着政治立场更加保守的保守主义党派，而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代表自由主义左翼的自由人民党影响力日渐增长。当俾斯麦的后继者们被迫与天主教中央党合作的时候，民族自由党人主张的反天主教教权政策也被当局抛弃了。民族自由党抛弃了其赖以存系的理念，成为一个实用主义乃至机会主义的党派，沉迷于与帝国政府的妥协谈判之中。结果是民族自由党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联盟伙伴，帝国宰相们相信，即便一时抛弃民族自由党的立场，日后仍有可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就如俾斯麦对这些民族自由主义者的前辈所做的事情如出一辙。

赤裸裸地追求现实政治的利益，成为德国“世界政治”的雏形，在争夺殖民地、夺取欧洲霸权的口号下，德国和任何邻国的长期和平都是不可相信的，因为其外交界的现实主义者从根本上不相信价值和观念在外交博弈中拥有意义。另一方面，英国政界对德国的特色“现实主义”感到震惊。热爱哲学、理性谨慎的德国人成为暴力权力的热衷者，这使得英国政界对德国的敌视态度也日益增长。这种互相的敌视不仅恶化了两国的关系，也在制造错判和误会。热衷现实主义的德国政治家不相信英国会为了维护1839年的《伦敦条约》而参与战争，而对英国而言，即便参战本身是政治考量，保护条约信用的政治理由确实成为消弭自由党内的分歧而推动宣战的重要动力。罗豪对现实政治的基本原则归纳恰恰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能够得到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政治中的权力。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高度理想化的战间期政治和国际联盟，英国外交界才开始以更加温和的姿态接纳“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的概念。或许那才是罗豪在1853年提出“现实政治”的本意所在。

特赖奇克，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历史学家、政治作家和帝国议会的民族自由党成员。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支持德国殖民主义，反对大英帝国。

当代现实主义的英美起源

虽然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当代政治现实主义者是在摩根索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构建而来，通过将国家视为单一理性行为体以分析博弈中的最优策略，约翰·比尤这样的思想史家却梳理出英美接受并重新发现现实主义的过程。这种再发现奠基了英美政治家在政治现实中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应用，而与学者们构架的现实主义理论大相径庭。

一战前的英国政界是在与德国的博弈中接触到现实主义。面对特赖奇克、奥迈克等新一代德国政治家的现实主义外交理论，英国政界感叹甚至震惊于德国外交界的野蛮。因此，现实主义和一种只关注权力与力量竞争的德国式外交风格结合起来，引发英国政界对现实主义的普遍敌视。转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间期国际理想主义盛行，国际联盟被视为可能终结一切战争、实现永久和平的组织。白里安-凯洛格条约，亦即《非战公约》标志着这种理想的极盛。

德国现实主义者对曾经的大英帝国的批判此时虽然刺耳，却又显得颇有见地。国际联盟和《非战公约》体系下的国际理想主义仅仅局限于欧洲。提出十四点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内政治上倾向于种族隔离制度，在凡尔赛和会上，日本所提出的种族平等理念并没有被写入国联盟约中，为了安抚日本，英美等国则将中国的主权权益作为牺牲品。从这种角度来看，所谓的战间期国际理想主义有其适用的范围和限度，落脚点也更关注欧洲的和平。

即便如此，一些英国保守党的政治家仍然以19世纪的外交理念提醒英国人要避免过度的理想主义幻觉。相比国际联盟和《非战公约》，奥斯汀·张伯伦这样的保守党外交家更相信以大国合作的方式避免新的欧洲战争。由他与德国的新一代外交家施特雷泽曼共同推动的“四国会议”模式实际上搁置了国际联盟而使得德国重新成为大国。《洛迦诺协定》被视为是奠定欧洲西部边界和平的精巧体系，这一体系并不依赖《国际联盟盟约》或《非战公约》这样的规定，而是在法德矛盾中引入英国和意大利的力量来平衡双方的实力：英国和意大利同时担保法国和德国的西部边界，意味着打破现状的国家必须面对三个强国的共同反对。

1925年，德国政治家施特雷泽曼（左）、英国政治家张伯伦（中）、与法国外交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洛迦诺会议上。

这一安排与维也纳会议的欧洲秩序异曲同工。在维也纳体系中，为了避免新的革命，或者法国重新打破欧洲平衡，梅特涅制造了荷兰王国和撒丁-皮埃蒙特王国两个中等强国，并分别以掌握伦巴第-威尼斯的奥地利和掌握莱茵地区的普鲁士作为两个中等强国的后盾。另一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领导的德意志联邦又是对东方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的制衡。这种传统的地缘政治智慧被纳入名为“正统原则”的理念原则下，与用国联盟约作为基础的《洛迦诺协定》堪称异曲同工之妙。正是梅特涅缔造的正统体系迫使罗豪等第一代政治现实主义者被迫以现实主义的途径追求自由民族主义的理想。一百余年后，《洛迦诺协定》再次受到公众的好评。现实主义得以在英国被重新发现：并不意味着实力至上的外交法则，转而意味着实现和平国际秩序的策略性地缘方法。短短十年后，英国公众将会因为对国联的关注和外交理想主义而使得英法在阿比西尼亚战争中绥靖意大利的霍尔-赖伐尔协议破产，《洛迦诺协定》成为空谈。当德军越过莱茵河的时候，英国和意大利并没有采取行动。英国的现实主义同样进退维谷：即便拥有再多的国际协调和地缘平衡手段，仍然只有实力和基于实力的意愿才能阻止战争。与希特勒谈论国际主义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英美两国在许多思想流派中一脉相承，但美国的现实主义话语与英国又有所不同。英国的外交失败为美国进一步介入全球政治提供了机遇，而美国的“现实主义”最早正是要求美国执政者必须正视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不只是作为一个偏安美洲的区域霸权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对美国人来说，第一批现实主义者恰恰是要打破美国门罗主义和孤立主义传统的人们。他们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身边的外交顾问，当西奥多·罗斯福的大白舰队和朴茨茅斯调停开始让美国走向世界政治的舞台，当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其十四点和平原则，美国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大国参与到国际秩序之中。换而言之，随着美国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遍布世界各地，回避全球政治并寄希望于大洋可以维持美国的政治孤立反而是忽视政治现实的做法。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的早期现实主义者参与到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的构架之中。以后见之明而论，美国必须能够真正投入到国际联盟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才能支撑国际联盟成为足以维护国际和平的组织。威尔逊坚持德国必须得到一个“公正的和平”，于是否定了基于地缘政治的政治现实法则而分拆德国或对德国进行势力均衡的制裁的可能。另一方面，美国必须参与并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的、美国现实主义者们所预见到的新政治现实无法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于是国际联盟最终失败了，奥匈帝国的崩溃和苏联被排除在国际体系外使得强大的德国不会被制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年后，欧洲战火重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终于无可争议地成了全球政治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无论此时美国参与世界政治的动机是追求霸权的野心、重构国际秩序的理想还是对政治现实的追认，是政治现实，而非现实政治的观念最终让美国塑造了国际秩序。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伴随着美国的战略扩张与战略收缩，现实主义者侧重于地缘政治和势力均衡与自由制度主义者倾向于输出自由主义秩序的对比成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解读。但以现实政治的观念史角度来看，现实主义与其对手不过是对政治现实的不同翻译和是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认识国家利益而已。

《至暗时刻》（2017）剧照。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现实主义者吗？

站在现实政治观念史的尽头，我们再次审视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便会发现这位得益于近年的国家间冲突而声名鹊起的国际关系学者，继承的仍然是英美式现实政治，而非德式现实政治的衣钵。在学术理论上承接亨利·摩根索这位美国当代现实主义的祖师，米尔斯海默将国家视为单一的行为体，并以利益最大化亦即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作为国家行动的目的。他承认力量的重要，也认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在于寻求过度的安全，以至于损害了其他大国的安全关切。换而言之，米尔斯海默追求的不是绝对的力量和安全，而是精妙且合理地运用力量，以维持地缘政治的平衡并最大化安全保障。

但是，米尔斯海默要比罗豪走得更远。罗豪的现实主义是服务于其民族自由主义和德国统一的理想的。承认特定的现实并做出取舍以服务于其眼中的最高价值，这是罗豪提出现实政治的概念时，对现实主义所赋予的工具性价值。罗豪承认观念的力量，尤其承认大众认可的观念的力量，因为在现代政治中，大众的支持是权力的重要来源。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大国政治的悲剧》《常规威慑论》等。

米尔斯海默一派的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现实，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构造，而非对政治现实的反馈。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明白基辛格究竟是如何被误读的。基辛格明白美国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中必须面对政治现实，这是他协助尼克松退出越战的关键原因。但在1974年，基辛格全力支持美国继续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基辛格举出的理由不是现实政治利益，而是道德上的：他认为美国向南越政府提供了担保和承诺，基于信用的理由，也必须坚持在南越的继续投入。

在以卡特为代表的“人权外交”倡导者看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外交思路显得过于迁就政治现实，但基辛格的外交举措从未彻底忽略国际体系或理念性的考虑。他的晚年自述清楚说明了与中国缓和的考虑：不只是孤立苏联的战略筹划，也因为他和尼克松相信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纳入国际体系中是“恰当的”。

约翰·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国际体系的假设要显得更加极端，他仍然以旧地缘政治的方式理解21世纪的国际政治。问题恰恰在于，以地缘主义的逻辑而言，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外交行为都将变得无法解释。非洲的一些国家仍然维持着国际社会予以承认的边界，以法德和解为基石的欧盟经历了内部、外部的多重压力和挑战后仍能继续存在，这些政治现实恰恰是米尔斯海默式的“现实政治”所无法解释的。依照米尔斯海默的预设，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的两极平衡将难以维系，因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扩张都意味着对另一个大国安全的直接威胁，零和博弈的结果是循环升级的外交局势。虽然冠以“现实主义”的名称，但当理论与政治现实相背离时，唯一的选择应当是纠正理论，而非无视现实。

《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译者: 王义桅、唐小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罗豪通过承认现实为理想主义者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自由革命的道路，而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当代现实主义者则似乎在以拒斥现实的方式寻求新孤立主义的梦想。从威尔逊时代开始，美国的现实主义都强调美国不可避免地要介入世界政治之中，米尔斯海默却相信美国可以重新成为地缘政治孤立主义旗手，运用离岸平衡维护其安全。然而，孤立主义不可能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安全，这个时代的政治现实是全球化早已在物质、信息和信念层面上成为事实。如果放弃参与全球化规则建设和理念讨论的进程，美国将既不能获得安全，也无法继续得到盟友的信任。

特赖奇克、迈内克为代表的德国新一代现实主义者们最终不得不承认，他们走得太远，将力量理解为国际关系中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并最终将德国带向了毁灭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崇高的理念脱离了政治现实将会举步维艰，但无视观念的力量，盲目于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带来的灾难要更加深重、教训也更加惨痛。在坚持孤立主义和霸权政治，与顺应国际主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之间，何为虚妄的观念，何为真正的现实，答案已是不言自明。

撰文/王子琛

编辑/李永博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