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的情况非常之复杂，国民党反动派曾一度对我党展开各种围剿和追杀，甚至还训练了许多杀手和间谍。

为了应对残酷的现实，我党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特工，他们被安插在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各个角落提供可靠情报，保护我党同志安全。

曾有一位特工潜伏到敌营长达15年时间，不仅没有暴露，官职反而越来越大，就连自己也慌了，但中央领导却表示不用担心，大胆往上爬。

隐蔽战线的开始

这个潜伏在敌营，且把官越做越大的人叫李时雨，他在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而这个名字也是在看了水浒传之后，颇为佩服外号为及时雨的宋江，所以把名字改成了及时雨的时雨。

当时的国家民族危机颇深，但东北三省处于极北地区，所以受到的影响较小，那时候的李时雨有幸接受到了不少教育。

1924年，他来到齐齐哈尔，进入省一中补习班，半年之后，进入一中初中一年级学习。

随着后来国内形势的变化，李时雨在仅读了一年中学之后，就来到天津，并顺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也是在那里结识到了不少共产党人，比如林枫。

1927年之后，李时雨又随同学来到北京，考入宏达学院中学部四年级，毕业后又进入北京政法大学深造，那一时期的他还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家乡东三省，被日寇侵略。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李时雨意识到了参加革命和赶走侵略者的重要性，且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经人介绍，他顺利进入共青团，并在当年12月转为共产党党员。

最初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李时雨也曾在1931年12月作为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后来由于党组织的需要和派遣，李时雨返回东北，在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曾担任过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兼秘书。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初期，所以东北三省的处境非常之困难，国民党下令不抵抗，专注于围剿共产党，以至于东北革命形势严峻无比，许多抗日游击队都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不过李时雨并未放弃，一直在当地顽强抵抗侵略者。

1933年4月23日，李时雨遵循党组织指示，在李大钊先生的出殡仪式上假装李氏后人参与护林，并利用从前的同学成功打入东北军，后续一直潜伏在剿总第四处，身份是中尉办事员。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李时雨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明面上的对抗侵略者，转变到暗处，为我党秘密工作。

从最初来看，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原本是提供情报，为我党人员提供便利，甚至要在生命的危急时刻对他们提供保护，在工作过程中自然越发不引人注意越好，需要尽可能低调。

但李时雨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初只是个中尉军衔的他，竟然在潜伏过程中，一路做到了国民党少将的位置。

漫长的隐蔽战线

1936年，李时雨来到西安，当时就有中共派来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刘宇新和他暗中联系，此人是中共派来做东北军工作，以求与我党达成合作，并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

毕竟作为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虽然改旗易帜，但对抵抗日本侵略者却非常热心，并不赞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所以我党想对其进行争取，而来到西安之后，早就潜伏在东北军的我党成员李时雨自然前往接应。

李时雨的行为非常自然，他利用看望老同学的机会，先与张学良公馆的警卫混熟，随后在闲谈之余，宣传我党的重要思想。

1936年双十二事变，当天上午我党成员刘宇新就在李时雨家中，双方已经具体分析了当前形势，并进行了下一步计划。

当东北军得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软禁之后，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因为各方意见不同，彼此产生了矛盾，甚至在后来举行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还爆发了枪杀事件。

迫于这种情况，东北军决定改组，并成立了绥靖公署，原来的官员被裁减。

情况之紧迫，李时雨感到自己可能无法在东北军工作，所以曾请求调往北平，不曾想却爆发了七七事变，通往北平的道路直接被阻断，李时雨只能被迫留在天津继续进行秘密工作。

在继续潜伏期间，他几乎圆满完成我党所交给的任务，比如由天津向外运送重要电台和马达，他巧妙利用日本所派发的特务机关证件，非常巧妙地躲开了城口盘查，顺利将物品送到了河北我党中转站。

不仅如此，他还曾成功营救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的我党成员，先趁审讯人员不注意，将涉及我党人员的卷宗全部带回焚毁，后来利用自己的官职，将这件事情巧妙地圆了过去，并且伺机与我党被关押人员达成一致，疏通上下关系之后，最终被无罪释放。

越做越大的官

其实在天津工作期间，李时雨已经算是领导职务。

从1940年3月30日起，为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李时雨的工作又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在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第1次会议上，李时雨竟然成为了50名立法委员之一，后来还直接被任命为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等同于直接进入了汪伪政府。

4月中旬，李时雨顺利来到南京，并取得了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信任，这就有利于为我党提供更多的敌伪方面情报。

7月份，李时雨借着立法院休假的机会，直接回天津向我党成员汇报工作，三个月之后，以回家看望家属为借口，再度返回天津，也是从这时候起，妻子孙静云也开始为我党的情报交通工作出力，时常往返于天津、南京之间，对丈夫李时雨所搜集的情报进行转交。

由于在国民党内部有陈公博的提拔，在此人兼任上海市长的时候，李时雨身兼数职，比如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清乡委员，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上海警察司法局处长等职务，复杂的身份意味着更多获取情报的渠道。

李时雨的出色表现，他所担任的职务也越来越高，十几年的潜伏生涯已经让他荣获少将军衔，更大的军衔就意味着更大的目标，所以李时雨自己也有些慌乱，并将此事告知了中央领导。

结果得到的回复是，完全不用担心，放心大胆往上爬，此时的他也领悟了中央的用意，所以全身心投入其中，继续为我党获得重要情报而努力。

汪精卫病死之后，陈公博在南京担任行政院院长和代理主席，从这个时候起，陈公博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南京，原本想调任李时雨为行政部次长，不过在周佛海的建议之下，李时雨继续留在上海担任司法处长，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随后李时雨又被指派到了上海，担任行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在蒋介石密谋内战期间，他连续几次为我党提供重要情报以及多个通行证件，还曾把东北抗联英雄杨靖宇的弟弟营救出狱。

到了下半年，李时雨在和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达成一致之后，直接打入国民党军统，曾担任过第2站第2组的组长，专门为军统搜集情报。

这种搜集情报的行动，其实是李时雨不情愿做的事情，再加上太过针对我党，所以李时雨在工作过程中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导致他获取的有效情报很少，长久如此，自然会引起上头的注意。

后来由于李时雨所在的这一组并没有什么成绩，所以曾被秘密审查，甚至也曾怀疑他是共产党，还被抓起来审讯三天。

但是李时雨拒不承认，一直到12月，他的卷宗被调往上海法院，李时雨也被转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面临长达7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不过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是强弩之末，随着解放战争的接连胜利，国民党的政治和经济都在迅速垮台，为了寻求谈判的契机，他们不得不释放一批又一批被关押的正义之士，而李时雨则是在1949年2月被国民党宣布释放。

刚摆脱牢狱之灾的他很快就与我党取得了联系，不仅在上海工商界和银行界，接触到了许多高层人士，还频繁出入在国民党的军警机关之中，借着自己的高职位，宣传我党的思想和政策，算是在国民党的败亡时刻给予沉重一击。

但这也会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怀疑，最终在我党领导的建议之下，功成身退，先从上海撤往香港，后来又返回北平，顺利完成了自己长达15年的潜伏任务。

这位奔波在特工战线15年的李时雨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在中央党政军重要机关以及统战部门工作，离休之后，也曾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继续为新中国发光发热。

参考文献

[1]王树仁.地下工作者李时雨[J].文史春秋,2022,(08):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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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晓农.敌垒十八年——记谍报高手李时雨[J].党史纵横,2001,(02):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