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变才导致了组织被摧毁？其实在他叛变前，地下党就已瘫痪

《沉默的荣耀》已经大结局，而对这一段历史，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包括吴石将军等人的牺牲，以及台工委地下组织的被摧毁，主要责任在于蔡孝乾，是他的叛变，导致后续一系列事情发生，并最终导致了惨剧。

当然，这么说也不算错，作为地下工委的第一级领导，蔡孝乾在叛变后，供出了由其创立的地下工委人员名单，造成1800余人被捕，其中1100余人牺牲在了这场劫难之中，若是他没有叛变，这场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这上千人也可能会得以幸免。

但实际上，蔡孝乾的叛变，准确的说，更像是一个“导火索”，而在他叛变之前，当时的地下工委就存在极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到了瘫痪地步。

先说地下工委当时存在的问题。

对于地下工作，中共地下党曾经在大陆有过极为出色的表现，从红军时期就已闻名遐迩的“龙潭三杰”，到抗战时期建立各种交通战（电视剧《地下交通站》就是一个对此的很好体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如熊向晖、贾汪起义等人物与事件，均是地下党令人称赞的出色表现。

而这些事件中，无一例外的均是地下党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我们再去看台地下工委就会发现，尽管烈士们不缺乏牺牲的勇气，但却是另一个结果，即领导者相继被捕、整个组织接连受到打击，并最终遭到敌人摧毁。

同样是地下工作，并且也是同样的组织纪律与流程，为了在大陆时表现出色，去了台湾后则是另一种情况呢？

这里面的问题，分为内外两个部分。

内部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蔡孝乾，要知道，蔡孝乾也是一位老革命，参加过长征还去过延安，1938年时，八路军成立野战政治部（在抗战前线代行总政治部之责），而当时只有30岁的蔡孝乾，就被委任为野战政治部敌工部主任。

有人可能对他这个职务没多少概念，我们可以来对比下，对比之后，就知道当时蔡孝乾被组织有多么看重。

野战政治部的首任部长，是傅钟，而在1955年，傅钟被授上将。

此外，蔡孝乾于1939年调回了八路军总部，而接任他职务的是周恒，新中国成立后，周恒也被授上将。

从这两位将军后来的成就就能看出，若蔡孝乾没有叛变，未来成就绝不会在他们之下。

而之所以蔡孝乾会被如此看重，个人能力是一方面，其在当时的精神和意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当初他是冒着极大危险，从台湾潜回大陆参加革命的，而不管是红军还是八路军，干部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台湾籍贯的却并不多，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中央首长高看一眼。

正因如此，在抗战胜利后，蔡孝乾毫无悬念的被任命为台工委书记，并且还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由此可见，组织上对他是极为信任的，认为他的革命信仰经得起考验，毕竟当初长征时期和延安时期都坚持过来了，是不会被物质条件腐蚀的。

结果，蔡孝乾辜负了组织信任，在到了台湾后，由于没有上级组织的直接约束，很快就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下，除了贪图物质享受之外，个人生活更是一团糟，最终沦落成了一个失去革命信仰、任由欲望驱使之人。

这也就是为何在其被捕之后，特务只用一盘牛排，就让其说出了重要情报的原因之一。

作为第一级领导人，却变成了这个模样，所以地下工委会走向何方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蔡孝乾的原因，整个地下工委在情报工作上，可谓是问题频发。

像在纸币上记下朱枫女婿家电话、在日记本写出“吴次长”三个字，以及拜托朱枫请吴石为自己小姨子弄一张特别通行证等事，从情报工作角度去讲，都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但蔡孝乾对此却毫不在意。

除此之外，地下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的被捕，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陈泽民是造成蔡孝乾藏身处暴露的主要原因，而他之所以被捕，则是因为保密局把特务打入了地下工委内部，通过这条线，得知了陈泽民的身份以及位置，最终利用陈泽民召开会议之际，保密局实施精准抓捕，导致陈泽民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而陈泽民被捕后，供出了“老郑”的地址，就这么，特务在经过蹲守之后，又抓到了蔡孝乾。

此事，证明了两点，第一，自然是特务们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第二，那便是在人员审查方面，地下工委存在漏洞，没有做好甄别工作就把人吸收了进来，若是能做好人员甄别和审查，也不至于让特务打入内部。

而这也说明，地下工委的警惕性相当不足。

特务试图渗透到内部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但在内地，不管是对此的警惕性还是相关的审查甄别工作，都做的十分严密，比如在甄别方面，除了对人员的基本信息交叉查证之外，同时还有定期的内部审查等工作，而在警觉性方面，上上下下更是相当敏锐，而这就从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被特务渗透的可能。

对于这些，蔡孝乾并不是没有经历和见识过，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的麻痹大意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造成了整个组织也跟着存在严重问题。

而外部方面的问题，同样也不能忽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一个小小的岛上，充斥了大量的军队和特务人员，由于活动范围就那么大，所以地下党能够周旋的空间自然就有限，既没有像内地那么大的纵深，也没有相应的群众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行动不会像在大陆有回旋余地。

另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手段。

我们都知道，在蒋介石没有败退台湾之前，其在做很多决定时，都会受到包括军阀在内等各种因素的掣肘，如其两次下野，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但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原本拥有一定数量军队的各路军阀，除了那些投诚起义加入解放军的外，剩余的便是跟着老蒋去了台湾，但这些人的军队，可并没有去。

这就造成什么后果了呢？那就是老蒋再也没有任何顾忌，更没有人会对他形成撤职乃至威胁，换句话说，老蒋当时在台湾拥有绝对的权力。

这么一来，只要被老蒋记在日记本上的将领，基本都没有好下场。

至于例子那就太多了，“小诸葛”白崇禧就是证明，除他之外还有不少，如李延年，最后就被冠以擅自撤退判了死刑，虽然后来侥幸改判，但余生却过得极为凄苦。

如果说在大陆时，老蒋还可能因为各种关系，对那些亲近共产党的将领“容忍”的话，那么到了台湾后，老蒋就不会留情了，加上没有了军阀等因素的掣肘，自然就要痛下杀手，这也就是为何在吴石案发后，哪怕是蒋鼎文三人求情也无济于事的原因，老蒋要的就是通过此事“敲山震虎”，最终达到内部彻底清洗的目的。

所以，在这样环境下的地下工委，工作起来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又碰到一个沉迷享乐、麻痹大意的第一上级蔡孝乾，最终造成了组织接连受到打击并被摧毁。

实际上，在蔡孝乾被捕之前，地下工委基本已经处在瘫痪状态，当时地下工委共有四位领导人，分别是书记蔡孝乾、副书记陈泽民、宣传部长洪幼樵以及武装部长张志忠，这四人中，最早被捕的是陈泽民，紧接着是张志忠。

也就是说，在蔡孝乾被捕之前，地下工委领导班子就损失了两位大将，而这还是一方面，地下工委成立后，在高雄、基隆、台中等地设立了多个支部，但在蔡孝乾被捕前，包括基隆、高雄等支部，要么是已经被摧毁，要么是领导人已经被抓，还有就是因为局势恶化，支部面临人员则处于即将暴露、不得不开始转移的情况之中。

也就是说，当时的地下工委，基本上到了无法继续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步，差不多已经瘫痪了。

在这种情况下，蔡孝乾的被捕，以及在他之后地下工委最后一个领导人洪幼樵的被捕，就让整个地下工委组织彻底崩溃。

所以说，地下工委的最终被摧毁，蔡孝乾虽说是主要责任人，但却并不是唯一因素，台湾地下工作的失败，是整个体系和系统出现了问题，内部和外部的困境，都是当时无法解决的，即便没有蔡孝乾，可能还会有其他人，而由此也更加说明，相比于蔡孝乾之流，那些在面临极端困难但仍坚贞不屈的烈士们，精神和意志是多么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