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坐稳总统宝座，做了两件低智商的事儿，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老覃在前天发布了《孙中山为何说武昌起义是“首义”？后世史学家莫名其妙，争论不休》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武昌起义胜利，孙中山于1911年11月24日从法国马赛启程回国，12月25日抵达上海，12月2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刚弃船登岸，有上海记者问回，说：“先生是否从海外带了百万巨款回来组建新政府？”

孙中山在海外并未筹得款项，身无分文，却脸不红，心不慌，气不乱，凛然答道：“革命重在精神，不在金钱。孙文这次回国，带回了满腔革命精神。”

漂亮话的确怎么说都行。

可惜的是，漂亮话是当不了饭吃的。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

孙中山并非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履行者，饱受生死考验，历经艰苦磨炼，当然知道钱的重要。

宫崎寅藏回忆，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当晚，孙中山有些焦头烂额地找到他，问：“宫崎，你能给我想法搞到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身上却一个子儿也没有。”

孙中山也知道宫崎是个穷光蛋，他跟宫崎这样说，是希望通过宫崎能和日本政府搭上线，然后从日本政府那儿弄点钱救急。

但是，宫崎只是日本的下阶层武士，只有苦笑而已。

孙中山皱了皱眉头，说：“如果在一周之内筹不到500万元，我也只好逃走了，这个总统谁爱当谁当。”

接下来的时间里，孙中山施展出了一套连环组合拳搞钱：一、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二、派人到南洋募捐；三、下令财政部发行总额100万元的南京军用钞票；四、请日本财政专家帮助设计筹组中央银行事宜；五，批准原清廷在上海的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六，低三下四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七、由宫崎寅藏牵线，向日本最大的企业三井物产会社借款……

可以说，孙中山为了搞钱，可谓是殚精竭智，耗尽心血，但收获甚微。

那么，他的这个总统就真的当不下去了。

当然，他也不能不负责任地一逃了之。

他穷极了一生搞革命，他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他要把这个总统的位子交到可以胜任总统大任的人来当。

这个人是谁呢？

和包括黄兴在内的许多人一样，他看好袁世凯。

袁世凯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实力派人物，担任清廷内阁总理，挥兵占领了汉阳，已与革命军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

孙中山得看出，袁世凯没有乘破竹之势南下，那是故意要保留革命军对清廷的威胁以自抬身价。

形势如此明朗。

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向袁世凯提出：只要他能逼迫清帝退位，就选他担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要的就是这句话。

双方一拍即合。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不堪袁世凯逼迫，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退位。

孙中山接履行诺言，于2月13日向参议院送交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咨文，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这样，袁世凯得偿所愿地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袁世凯为了坐稳自己的临时大总统，两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到了6月，因内阁问题与同盟会冲突不断，再一次电请孙中山北上。

孙中山风光霁月，不疑有他，力排蔡元培等人的反对，慨然北上。

据袁世凯身边的张国淦在日记里面记述，袁世凯为了给孙中山一个下马威，亲自导演了一个小把戏：在洗尘接风宴上，指使傅良佐等人侮辱和贬损孙中山本人和同盟会。

傅良佐等人的表演非常拙劣。

酒过三巡，他们故意耍酒疯，先说“共和是北洋之功”，随后又说同盟会是“暴徒乱闹”，到最后直言“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

孙中山一声不吭，态度从容。

两相比较，孙中山不失王者气度，袁世凯却形同小丑。

袁世凯为了能当选总统，在“刺宋案”发生后不久，又导演出了另一个小把戏。

即在10月6日，参、众两院议员举行总统投票选举时，原本，他已将对手悉数清除出局，当选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他还担心当天不能选出来，搞了一个由数千组成的“公民团”，包围了议会，放话说“不选出总统任何一个议员也休想出来”。

那天，第一次投票，袁世凯没有得到法定应得的选票。

于是本次投票被宣布不合规程，作废，重来。

第二次投票，袁世凯还是没有得到法定应得的选票。

再次宣布本次投票不合规程，作废，重来。

议员们被关在里面，又饥又饿，为求脱困，最后不得不选了袁世凯当总统。

不得不说，袁世凯玩的这两次小把戏，既是低智商的表现，也是低情商的典范，贻笑天下，让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