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编辑 万史浮华

有人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没弯腰，却在奢靡生活的拉扯里，把四百多个战友的命全交了出去。

更讽刺的是，这人后来靠着这些血债混上少将军衔，死前还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初的选择是“理性选择”。

早年革命履历与红色起点

蔡孝乾生于 1908 年，籍贯为台湾彰化县花坛乡，原名蔡乾，曾用名杨明山等。6 岁时，他进入日本在台湾设立的殖民学校就读，1924 年赴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求学。

在沪期间，他受瞿秋白、任弼时等人影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逐步确立革命信仰，并参与组建旅沪台湾进步团体。

上海时期积累的革命基础，推动他将革命活动重心转向家乡 ——1926 年，他返回台湾，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左翼活动，1928 年当选台共中央常委。因遭日本宪兵追捕，他被迫转移至福建。

1932 年，其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任教于列宁师范学校；1934 年，作为台湾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尤为特殊的是，他是当时唯一参与红军长征的台湾籍党员。红军抵达陕北后，他担任反帝联盟主席；抗日战争期间，调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曾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多篇军事研究文章。

1945 年，他旁听中共七大，同年年底受命筹备台湾地下党组织 —— 此举为其后续赴台执掌地下党权力奠定基础。

赴台掌权与腐化堕落

1945 年年底台湾地下党组织筹备工作初有成效后，1946 年 7 月，蔡孝乾秘密潜返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任职期间，他曾组织彰化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发动台北机务段工人运动。

1949 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在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体系中，无疑是核心领导人物。

然而手握权力仅仅两年，蔡孝乾的思想与行为便逐渐腐化变质。他以 “统战工作需维持必要场面” 为借口，沉迷享乐，每日前往波丽露西餐厅消费，挪用地下党活动经费定制高档西装，挥霍无度。

经统计，其贪污的活动经费累计达上万美元，按当时薪资水平，此金额相当于普通公务员数十年的收入总和。

生活作风方面，他与 14 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公开同居，并专门租赁洋楼作为住所，二人出行相伴，毫无避忌。此类张扬行径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关注，只是暂未采取抓捕行动。

后续其在回忆录中坦言，最初投身革命，更多是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并未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坚定信仰，这番表述也为他日后堕落甚至叛变埋下伏笔。

叛变革命与灾难性后果

其毫无顾忌的张扬行径，很快引发危机 ——1949 年 8 月，台工委机关报《光明报》因信息泄露暴露。

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被捕后，未能坚守气节，无意间提及台工委负责人 “老郑”（即蔡孝乾的代号），侦查线索由此指向蔡孝乾。

1950 年 1 月 29 日，蔡孝乾首次被捕。他假意配合，以带路指认地下党据点为幌子趁机逃脱，藏匿于嘉义农村。但因长期沉溺城市享乐，无法忍受乡村艰苦生活，他暗中换上西装前往镇上西餐厅，最终被特务认出，再度被捕，再无逃脱可能。

负责抓捕的国民党特务谷正文，精准掌握蔡孝乾嗜食的弱点，以奢靡生活作为诱饵，逐步瓦解他的心理防线。

不久后，蔡孝乾彻底屈服，不仅全盘供出地下党成员名单，还主动向特务提出与小姨子马雯娟在狱中同居，以此表明 “归顺” 态度。在随后的一周内，他持续撰写供词，最终形成的手稿堆积高度近半人。

国民党依据其提供的线索，先后抓捕 1800 余人，其中 1100 名革命者惨遭杀害。遇难者中包括潜伏于国民党国防部的吴石中将、女特派员朱枫、联勤总部陈宝仓中将等核心情报人员，均在此次抓捕中牺牲。

蔡孝乾的叛变，直接将台湾地下党推向覆灭边缘。台湾工委下属各级组织尽数被摧毁，此后台共始终未能重建规模性组织，白色恐怖笼罩台湾数十年，民众对地下党相关话题避而不谈 。

这场灾难的直接根源，正是蔡孝乾的叛变行为。

晚年的苟活与历史评价

台湾地下党彻底瓦解之际，蔡孝乾却凭借叛变换取了短暂的 “待遇”。叛变后，蒋介石授予其少将军衔，任命为国防部情报局 “匪情研究室” 副主任。

表面看似受到重用，实则处于严密监控之中，其身边的警卫人员均为保密局派遣的监视者，即便返乡探亲，也需要特勤组全程随行，无任何人身自由可言，这恰恰说明国民党对其始终未予真正信任。

这种虚假的 “风光” 背后，是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失去自由的压抑、对昔日同志的愧疚、对自身信仰背叛的矛盾，多重情绪交织下，蔡孝乾于 1952 年彻底精神失常。

他常出现喃喃自语、随地便溺等行为，医院病历明确记载其长期处于心理崩溃状态。1982 年，蔡孝乾在台北病逝，葬于阳明山公墓，直至离世，始终未获得国民党的真正接纳 。

死前他写了本回忆录，没提半分愧疚，只说自己的做法是“理性选择”，然而蔡孝乾的叛变行径，早已被狱中同志与后世研究者钉入历史耻辱柱。

在狱期间，同监革命者均对其嗤之以鼻：张志忠当面斥责其为 “资产阶级的软骨头”；郭琇琮曾恳求对方停止供认、避免牵连更多同志，却遭到无视。

台湾学者林正慧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指出，正是因蔡孝乾的叛变，国民党实施了 “瓜蔓抄” 式的大规模镇压，大量普通知识分子无端遭受牵连。

而在党史中明确将蔡孝乾定性为 “导致台湾地下党覆灭的元凶”，这一批判的历史评价，成为其无法抹去的终身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