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涯回忆与陈赓相识相爱

深深的怀念

傅涯

转瞬之间，陈赓离去已42年。这期间，他的神态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20多年相识相知、共同生活和战斗中的不少往事，至今仍难以忘怀。2月27日是他的生日。他生前从没想到自己的生日，只有他去世前那次过生日，他要我为他做一碗雪里蒸肉丝面，可以算得上是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次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我一直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又觉自己的水平和能力难以表达这种爱的追忆，只能把对他的怀念埋藏在心底。今年是陈赓同志百年诞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的思念之情愈加浓重。我觉得我应该写一点东西，把一些往事告诉敬他爱他的战友们、朋友们和孩子们，也作为我对他最好的纪念。

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我在南京、南昌等地求学时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上街示威游行。七七事变后，因为不愿当亡国奴，大哥叫我们与经普椿一家一同回到老家浙江上虞。

大哥傅森受林伯渠的影响，1926年1月就参加了革命，秘密为党工作。正当我为寻找不到救国效力的职业而苦恼，也不愿休闲在家坐吃山空时，一向支持我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大哥从西安给我来信，动员我去延安参加革命。于是我和妹妹余立、弟弟伏希，千里迢迢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

延安的日子是艰苦而愉快的。1938年4月我进入抗大总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留校工作，在文工团当团员兼秘书。1939年，经林老谈话后，3月16日我加入了共产党组织。7月份，我已是妇女班的班长了，并担任文工团的民运组长、妇女组长，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次年后才到目的地晋东南。1942年初被调人第18集团军政治部鲁迅艺术学校实验剧团，担任支部委员。8月反“扫荡”后，组织上要调我到京剧研究会当委员，我不想去。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说那里缺少政治骨干，女同志少，你先去吧，过半年再把你调出来。

1940年5月，抗大四周年校庆时，总校文工团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演出。抗大总校训练部长王智涛的爱人吴静是我的同学。我们三个文工团员相伴，到王部长家借服装、道具，他有高筒皮靴，演出要用。在他家里，见到测绘大队的大队长刘鼎，还有一个陌生人就是陈赓，他在那里养病刚出院。他给我第一面的印象是，个子不高，脸红红的，戴副眼镜。

经过介绍也没搭话，只听陈赓在讲他在南昌起义后负了重伤时的思想斗争:“会昌战斗受伤的时候，我当时真想开枪自杀。想想自己还年轻，活着还能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就装死了……”他的话引起我的注视。他没有丝毫的掩饰，谈得很直爽，又很沉稳，就像是首长之间回忆往事。我听了很感动，对他产生了敬重感。当时也没往别处想，只觉得这倒是个搞文艺创作的好材料。

后来不少同志向我介绍他的为人。好评越来越多，目的也越来越明晰，是想把他介绍给我。不久，我们团下他们部队演出。一个晚上，我们单独见面了。他对我说:“你有很多自然知识，我可向你学习。我这个人有许多朋友，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话是诚恳的。根据第一次见面他讲的，我考虑过:他有四种经历，上过军校，有知识有文化修养;在城市白区工作过，能不为酒色所动;被捕过，立场坚定不动摇;打过仗，不怕牺牲。特别是他对妻子王根英烈士的怀念，让我感觉到他对爱情的忠贞。我也明确知道他的感情要求，但表示了拒绝。我坦率地对他说:“我是有未婚夫的。”我简单介绍了表哥的情况。他认真听我讲完后说了一句:“政治方向很重要。”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还给我讲了他与王根英因志向相同的美好婚姻。他说他唯有打仗，消灭鬼子时才能摆脱失去爱妻的痛苦....…

陈赓讲的“道路”和“方向”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矛盾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我到敌后走过三个战区，行动常变，不易通信。而陈赓不变的诚挚信息不停地传来。刘忠是我抗大时期的大队长，他诚恳地对我说:“你要爱上陈赓会是很幸福的。”

1943年2月，我们在太行三分区专署演出时，陈赓从第129师师部打来电话，要我接。对待爱情，我既反对“杯水主义”，也反对独身主义。那年我虚岁已26，当时也算“大龄了”。最主要的是，这期间我收到表哥的来信，他不准备到延安。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各奔前程了。但马上结婚我还没有思想准备。陈赓在电话里批评我:“既然定了，你就别小资产阶级意识了。你快回来吧!我明天派警卫员带马来接你!罗瑞卿主任还在师部，他向你们团里讲清楚了。”

第二天下午，陈赓在村郊迎候。放下背包，我们走进松树林，他谈了他的想法，表白了他的诺言:“一、我会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不会妨碍你对前途进取的努力;二、也不会把你调到我的身边做秘书;三、我会爱你到永远，这是真心。”陈赓就是这样一个感情丰富、爱情专一而又乐观豁达的人，他尊重女性，耐心等待别人的选择，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来到赤岸129师师部，在刘、邓首长腾出的外院一间西屋里，陈赓就在里屋小桌上打起结婚报告，我在上面签了字。组织部长张南生和刘、邓首长及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早就议论过，都同意。他们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家是进步的，我哥哥秘密工作者的身份他们也知道，结婚报告当即就批准了。

婚后，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在师部大院里请了两三桌客。就是多加了几个菜，和师长、部长等人一起吃饭，没有其他客人。我记得那天是2月26日。我敬重的领导罗瑞卿对我说:“你算找着了一个好人。”第三天，我们就出发回386旅所在地太岳区。

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想为党快点工作。陈赓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只在太岳军区司令部大院里住了几天，区党委工作队就分配我到冀氏县去，县里叫我任农会执委，具体到太岳军区政治部郭庄试验点去工作，搞减租减息，建党建政。那里距陈赓处有十余里。几个月后又将我一个人分配回桑曲村，与陈赓近了。他对我们发动群众很赞赏，鼓励我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也打听过我住哪里，都吃些什么。其实我们没有家，吃住都在老乡家。我住在村东头佃中农毛毛家，和他们的老父母住在一孔窑洞里。陈赓给了我一床线毯当褥子，盖的还是部队发给干部的粗灰布被子。

陈赓很关心我，在后山回不去的时候，陈赓把他的报纸捎给我看，帮助我学习，希望我进步。星期六或从外面回军区司令部驻地时，我去陈赓那里住一晚上。有时一忙，很久也顾不上回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毛毛家。在党的教育和陈赓的鼓励帮助下，通过实际的工作锻炼，头一回亲历了农村生活，我觉得很充实，成为自信、自爱、自强、自豪的女兵。

陈赓是个大事讲原则的人，谁也不能动摇他为战争胜利所制定的原则，即便是亲密战友，以至恩爱夫妻也是如此。他可以为战争付出个人的一切，但不能失去原则。

解放初期，我随陈赓南下，在云南省妇联工作，曾担任省妇委委员、省妇联筹备组代组长，工作很忙。又要料理家务，又要照顾几个孩子。刚刚解放的云南百废待兴，治安又不好。我除了上班，还要抽出时间协助陈赓做统战工作，这也是我的本分。经常有一些社会名流被陈赓请到家中，或走进他们家里，经过他的说服工作，这些人重返工作岗位，为云南的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接待中，陈赓从不以胜利者和高官的姿态自居，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工作作风对我的影响很大。

1951年三四月份，陈赓组建第3兵团入朝班子时，带着我和儿女小建、小进都住在北京饭店(老楼)四层。陈赓的左腿跺关节肿痛，不能立即赴朝。廖似光等几位大姐是参加第一次组工会议的，她们来看陈赓时，说:“少奇同志在组工会议点了你的名。”但不说内容，故意逗陈赓。但最后还是告诉了他:“少奇同志说，你们不要以为陈赓是个吊儿郎当的人，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是表扬你呢。”

陈赓外表看起来挺健壮，结婚以后我才知道他身上多处有伤。由于连年征战，解放后仍马不停蹄，从越南到朝鲜，恶劣的环境加重了他的伤情。特别是在朝鲜，住在阴湿的矿洞里，每天要看大量电报，撑着头思考作战方案，为了完成伟大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从不吝啬自己。

他的楷模之称当之无魄，永远值得我学习。对于陈赓的身体来说，1957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他的工作特别繁忙。他几乎是个工作狂，热心得像一团火。2月下旬到南方检查工作、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进行调研。他常常工作到半夜，一次夜里起来洗冷水澡时，摔倒在澡盆边，断了三根肋骨。我去火车站接他，见他被担架抬下来。回到家里，才看见胸部贴了一块很大的胶布固定。他不住院，只在家里休养了十几天。

这年9月，陈赓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0月间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参加海陆空军部队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从上海回来，我发现他脸色很不好看。他自己也感觉疲劳，跟我说:“傅涯，我可能坚持不了了。我得请假了，我只能干半天工作啦。”我有些吃惊。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劳的时候，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他嘴上这样说，仍然在紧张工作:军委的机关建设他要操心;军工他也得过问;甚至云南方面的问题他也要解决。什么事他都不肯放低标准，把自己搞得很累。

第一次心肌梗塞发作时亏得被小涯子(两岁多的小儿子)发现，医生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他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回到家里，医生要他“全休疗养”。不久，他就要求上班。医生被他磨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上班试试。但他一旦开始工作，就又无日无夜地干起来，而将医生定下的规矩抛之脑后。你要劝他服从医嘱，他还有一大套道理呢，说:“医生的意见是最多只能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但是工作不是算术，哪能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会不能开三分之一就休会，话不能讲三分之一停下来……所以一工作还是得上全班。”

在政治上、工作上，陈赓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但对自己的病情却难以客观，总是“报喜不报忧”。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抚摸胸部。久而久之，衬衣那块地方都被磨破了。可以想见，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在坚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