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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都说曾思玉“命硬”，在战火里爬、在刀口上混，一路走到百岁还不肯躺下，别人百战百伤，他偏偏百战无伤。

有人说他命硬，也有人说他福大，但他自己说：命好，不如动作快，路线选得巧。

赤脚起家，死里求生

1911年，曾思玉生在江西信丰县，一个叫庄上村的小地方，父亲早亡，母亲一人拉扯他。

从小种地、放牛、挑水，全是硬功夫，没读过几年书，只在村里跟私塾先生认了点字。

1928年，当地的农民武装开始搞起来，跟着邻村的十几人，拿着草叉和火铳，开始上山打土豪。

第二年，正式加入赤卫队，成了红五军的兵。

那年他17岁，个子不高，骨头却硬，别人被训练时压腿出汗，他说“这不叫苦”。

他的第一仗，是在江西广昌一带的小战斗，执行的是送信任务，信送出去，回头路却堵了，敌人半夜摸营，他在黑暗中蹲到鸡叫才摸回来。

1930年，升为通信班副班长，参加正规红军，红军那时候动不动就是“转移”，一天走百里是常事。

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带三个人通电话线，电话线背在身上，一边放线一边躲子弹。

那年在赣南，有一次传令，他走得晚了，部队提前转移。

山道上起雾，他一脚踩滑，整个人掉下山沟，旁边刚好有棵野芦苇，他一把抓住，挂在半山腰。

再往下一米就是石堆，他命悬一线。

掉下来的事没人看到，他自己扛着泥水上来，继续找部队，身上还背着电话线。

第二天指挥所通了，上头根本没发现线路断过，谁也不知道他差点死在沟里。

1932年，他加入共产党，调入红一军团二师侦察连，经常跟着大部队打游击，还要进敌后侦察。

他戴草帽穿草鞋，走村串寨打听消息，有次穿进敌占区，差点被当作土匪抓走。

他当场脱帽跪地，假装给地主磕头，才蒙混过关。

长征开始，他跟部队一起翻雪山、过草地、钻峡谷、涉激流，沿路不断有人倒下，他总能撑到最后一班队伍，手上还拎着电话盘。

1935年在腊子口，他在部队左翼负责通讯联络。

一天夜里，有一段线断了，曾思玉带着一个通信兵翻山补线，夜里两点，崖边挂着露水，脚底打滑，他把自己和通信兵绑在一根绳子上，说，“掉了也不能两个都掉。”

接通电话那刻，前方传来总指挥的声音，说：“线路哪去了？”他回：“刚才人差点没了。”

这不是玩笑，是他们最常见的事。

1936年，红军到陕北，他已经是团通信处的主干。几十次危机，他没负过伤。队里人说：这人是“福将”。

他说：“我不是命好，是我干得快。”其实他说这话时，他已经差点被炮弹炸飞了七次。

炮火下护朱德，线没断人没丢

抗战爆发后，曾思玉调入八路军115师，战斗转向华北，不再只是送信和架线，还负责临时调度与火线支援。

从山西平型关打到河北鲁西平原，他从头打到尾。

1937年平型关战斗，日军装甲车突然突入阵地，朱德当时在前线观察指挥，炮火压境，电话线断了。

曾思玉抱着线盘翻滚冲出掩体，脚底踩着湿滑的石板，一路修复主干线。

炮弹炸在他前方不到五米，他趴下，两秒后爬起来继续接头。

朱德的电话重新通上，他人全身都是灰。

这一战里，电话机外壳被弹片打穿，线却没断。总指挥说：“线是命脉，他是把命拴在线上的人”。

那句线上的命，后来成了他的代号。

1938年，他任团政治处副主任，在鲁西打游击。

曾思玉带小分队扫荡敌后，有一次侦察误判，碰上一百多名敌兵，他带头钻进玉米地，一手拉住两个战士，顺着沟壑撤退。

敌人追得急，他咬破舌头压住呼吸，用一截竹竿吸气，硬是蹲在水里两个小时。

等天黑，他才把两个浑身发抖的战士拉出来。

1940年，他带通信队突袭安阳外围一个据点，队伍陷入包围，他趁夜钻进敌人阵地拉线，从背后溜进一间小屋，接通电话时，隔墙就是敌军休息室。

曾思玉点火烧掉屋顶一角，引起混乱，然后冲出敌阵。

敌人围拢进来，却发现电话线早已接通，总部炮火打来，一锅端了。

1942年到1944年，任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战场变了，装备好一点了，但危险还在。

有一次，敌机扫射指挥部，他没撤，说：“你们走，我留下拿着图板”，图板里藏着全团地图。

他趴在地上，两次炮弹炸飞沙土，全身浸满土，地图没碎。

“只要图在，路就不会断。”

1945年，升任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开始掌控大兵团调度，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地图挂到每个作战室门口。

那年冬天，曾思玉骑马突查前沿阵地，半路马被地雷震死，他被摔出去三米，头盔飞了，棉衣裂开，他居然只是擦破点皮，爬起来，把地图从包里掏出，吹了口气，一点没破。

三昼夜里，敌人没塌，他就不挪窝

那场石家庄战役，参战部队调来三万，炮弹拉来几千发，任务就一句话——主攻方向，打头阵。

这个担子，落到了曾思玉手上。

他没马上进指挥部，而是带了几个人，在夜里直接钻进了，南郊的那条旧坑道。

脚下全是泥浆和碎石，棚顶的木梁已经糟了，一踩一晃。

他在里面摸了半夜，一会儿伸手敲壁厚，一会儿蹲下试风向，最后指着一处地方，让炸药队做记号——那里是敌军南线工事的“下颚骨”。

后来那一段被直接炸塌，敌人主线一下断了气，整条阵线从他面前塌下去。

炮声开始那天，他就在前线，蹲在高地一线，图纸铺在木箱上，烟灰掉在图上都不擦。

他盯着敌人反扑的方向，一会儿调轻机枪位置，一会儿让左翼摸进断墙口，南边那条巷子打了六回合，来来回回被敌人重新夺回三次，他派下的那个连，一直没换人。

三天三夜，阵地上谁都困得迷糊，他没合过一次眼。

鞭炮一样的爆炸声，一直在他身边滚。

曾思玉指挥所后墙，被子弹扫穿好几道，棉帽头顶掉了块布，他不动，不挪窝，敌人不塌，他不走。

三天后，城墙塌，南门破。

部队往里冲的时候，他在阵地上站了起来，看了整整一分钟，没说一句话，没喊胜利，也没鼓掌，只把作战图叠起来，揣进怀里。

那张图，被汗水和煤灰糊成了灰褐色，后被军史馆收走。

还有谁记得？那场城市战，石家庄是第一个，也是最难打下的，四纵是主力，曾思玉在最前面。

没拿伤，没挂彩，在坑道塌方前十分钟退出，在指挥部中弹前一步调位，在突围时踩的石头没翻，在飞来的炮弹炸断电话线时，他在另一头接上了另一根线。

别人说，这是命好。

可只有他知道——他每次都站得最靠前，真正的福将，从来不是靠天命。

退休后，他什么都不说，只把命活到头

从朝鲜前线回来那年，很多人都觉得，曾思玉的战斗生涯该写进教材了，他没等，也没回忆，而是被调到了更高的位置。

进了沈阳军区，后来到了武汉。

身边的人都记得，这个中将住的是后院边上那间旧房子，天热了开窗户，天冷了加床被。

会议不迟到，文件从头读到尾，别人吃饭，他拿饭盒蹲着扒两口。

几十年，没换过节奏，他不喜欢宣传，不上台讲话，不请记者进门，只要一件事——少出事，稳住人。

离休后，他搬到大连，生活规律得像钟表。

早晨五点起床，绕小院走三圈，回来一碗清粥，一片咸菜，中午写字，晚上看看地图旧书。

医生查他身体，说没高血压、没糖尿病、没心脏病，唯一毛病是耳背。

他把这些年写的文章装订成册，起名叫《我的前一百年》，打印装订后，看了一眼，说，不用出版了，留着自己看就行。

这一辈子，曾思玉从来不主动谈什么“功劳”。

身边的事，能让人说的都少，包括一次次脱险、一次次胜利、一次次准确决断，没人听他说起过一句“我”。

去世那天是冬天，那年，他102岁，屋外下着雪，早上没起身，只咳了几下，手搭在铺盖上，就没再动。

没有惊动人，也没有仪式。

过后，军委发了唁电，战友送了花圈。

只有老通信兵记得：他那个旧电话盘还在，那根破线，从陕北拉到华北，又拉到朝鲜，没断过。

一个将军，走得静，没有告别，也没有声音。可他留下的那些线，至今都还连着。

参考资料：

1. 《新华网》人物资料：《百战将军曾思玉》专题

2. 《解放军战史资料选编》：晋察冀野战军石家庄攻坚战档案

3. 《搜狐历史》：文章《他是我军最有福气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