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党员，在党内的72年间，尽管蒙受了8次党纪处分，其中3次留党察看，5次撤销职务，以及长达40年的政治审查，但是她却依然无怨无悔，至死不渝，她就是曾志。

愿意为革命战友的清白付出任何代价

曾志是我党最早的红军战士之一，1928年4月就跟着朱德和陈毅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时候，曾志就和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还是当时井冈山上少有敢于顶撞毛主席的同志，她的性格就是这样的直来直去。

1932年5月，时任厦门中心市委秘书的曾志在中央红军攻占漳州之后，在毛主席的劝说下前往漳州组建了漳州中心县委，还开辟了漳州小山城根据地。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很快调集重兵开始反扑，为了保存实力，曾志等人只能率领余部退出了根据地。

然而同年10月，曾志却遭到了撤职，并且被无端的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此，曾志和自己的丈夫蔡协民都非常的愤慨，据理力争。这也是曾志第一次被做出留党察看的处分，她本人也被分配到了福州报到工作。

自从15岁入党以来，第一次遭受党纪处分的曾志当然是感觉很委屈的，但是她却以加倍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扭转党组织和同志们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对自己说：“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的逆境中都要自觉为党做工作，这是我们一生的信条。我这一辈子多次身处逆境，但是这个信条却从未改变或者动摇过。”

但是曾志的丈夫蔡协民却不服处分，执意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进行申诉，不料却被当时的党中央拒之门外，最终只能在上海街头流浪。1932年底，蔡协民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福州，但是当时尚且处于“左倾”状态下的中央，竟然指示福州中心市委批判“蔡协民路线”。

市委书记陶铸念在曾志和蔡协民曾经的夫妻关系，让曾志去看看蔡协民，他反复叮嘱曾志，绝对不可以把中央的通知告诉蔡协民，否则曾志你就违反了党的保密纪律了。但是曾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相信和自己共同战斗了五年多的革命伴侣，自己的丈夫蔡协民会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党”。

曾志一厢情愿的认为，蔡协民对党如此忠诚，对这样的人就不应当保密，于是将情况告诉了蔡协民。当时陶铸正在和曾志假扮夫妻进行地下活动，两人的革命情已经萌生，但是他还是不留情面的给了曾志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这也是曾志第二次遭到处分。

她还被撤下了市委秘书长的工作，被派到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机关协助工作。但是曾志对此却不以为然，她宁愿为了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就算是挨处分也认了。然而王明又岂是什么好相与的人？

1933年3月，陶铸被王明撤职，并且被要求前往上海工作，结果20天后中央传来消息，陶铸在上海被捕。曾志坚信陶铸是不可能叛变的，但是为了党组织的安全，曾志还是被调离了福州，因为她是“叛徒的妻子”。

噩梦二十年

1933年6月，曾志被“半发配”的送去了闽东地区进行游击斗争。不同于机关内的工作，游击队的人物关系相对单纯，而且战火中也能够结成更加深厚的友谊，军队里的同志们也不需要像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那样“怀疑一切”。

在闽东地区的斗争中，曾志结识了叶飞等一系列军队领导，并且和他们一起组建了闽东苏区。在这段时间里，曾志和同样是中央派来的两位外籍领导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但是却被很多当地干部看作“大逆不道的三角恋”，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所以闽东特委竟然对她做出了缺席批判，不顾其重病在身，执意要求她离开特委前往福霞县担任县委书记。曾志的内心是不可能服气的，但是却也不得不遵守党的指示，拖着自己的病体前往福霞县，领导当地干部和群众反围剿。

然而有些时候，并不是你工作做的好，麻烦就不会来找你，一个月之后，打了胜仗的曾志竟然被闽东特委撤销了县委书记的职务，再次被留党察看四个月的时间。而且曾志还被发配到了福寿县。

这里是当时国民党围剿的重中之重，去这里几乎就等于是死亡，但是曾志却没有什么怨言，义无反顾的前往了福寿县。她是被人用担架抬着进了福寿县的山区，在深山老林中和敌军周旋。这次处分无疑是非常荒诞的，而且直到二十年后才得到了澄清。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大会议上，叶飞和曾志重逢，回首过去，两人无不嘘唏不已。叶飞更是直言：“当年特委对你的处分，完全就是错误的！”她后来找到了同为闽东特委委员的范式人，两人当即宣布，代表闽东特委撤销对曾志的处分。

叶飞不打“马后炮”，当年他就是反对对曾志的处分的，在福寿县工作了一个多月之后，在叶飞的争取下，特委终于把曾志接回，并且让其在福霞县养病，然而不久之后国民党敌军进攻闽东，重病缠身的曾志在如此恶劣的局面下，和特委以及红军完全失去了联系。

为了寻找组织，曾志不得不选择离开闽东，然而正是这一举动，后来被某些人称之为“思想动摇”。1938年，曾志终于重新找回了党组织，陶铸当时也刚刚获释，两人一起在湖北应城创立了训练班，培训农村贷款指导员，曾志是支部书记。

然而不久之后，曾志却又突然被莫名其妙的撤职，自此之后，曾志开始了自己说也说不清，辩也辩不明的四十年审查岁月...

一望回首四十年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运动”中，曾志成为了“审查重点”，并且被进行了长达一年四个月的监禁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结论中，曾志被评价为：“曾志同志在闽东以前和闽东以后，工作一贯积极，表现是好的。但是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

就因为这句话，曾志纤细落选，而在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曾志向毛主席打报告，要求前往敌后工作，她年仅四岁的女儿陶斯亮也被托付给他人抚养，她自己则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敌后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志都背负着莫须有的指控，但是却仍然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自己的一份革命贡献，在她自己看来，与革命相比，她自己个人的那些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呢？

全国解放后，在广州工作的曾志给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写了报告，请求组织对她本人进行审查，1956年广东省委正式批复，并得出结论：“曾志同志1935年春离开闽东和党失去联系，主要是因为患病前往白区接受治理，同时敌人大局进攻闽东苏区，交通断绝的战争环境导致失联，而非所谓的‘思想动摇’...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

然而在特殊时期，曾志的那段所谓的“历史问题”，又再次使其成为了“陶铸专案”的“有关案犯”，其受到了专案组的长期审查，身处逆境下的曾志和陶铸，身心也遭受了残酷的摧残。直到后来曾志被送去广东的农村插队，才总算是在心理上得到了缓解。

朴实的乡亲们很照顾曾志，出于本能的也不觉得她是坏人，1972年，曾志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得以前往西安工作。1973年，曾志觉得自己的工资，组织，医疗和供给需要四个地方解决，实在是过于麻烦，于是想要将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回军队。

为此，她不得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现在却没有军装...”毛主席看过后十分重视，首先解决了曾志的组织关系问题，最后给了她两个选择，继续留在西安，或者来北京工作，曾志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去北京。

在毛主席的保护下，曾志在北京的生活还算平静。1979年，邓小平巩固了第二代领导班子之后，正式为陶铸平反，曾志看着审查文件上的话，反复念着“曾志同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几个字，不由得潸然泪下。

后来陶斯亮曾经问曾志，她到底有没有怨过组织，怨过毛主席？

曾志回答：“这是一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

参考资料：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陶斯亮

《曾志：永远跟党走 至死不动摇》 人物春秋

《曾志：我与毛泽东的交往》 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