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对考古学的认识与运用

#我的宝藏兴趣#考古学在徐中舒的古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其研究古史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徐先生对考古学的学习受到地下材料影响，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使他首先意识到地下材料的重要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经历塑造了他对考古学的基本认知，使他得以科学运用地下材料；其后不断发现的地下材料则为他提供了持续的考古学习动力。徐先生对考古学的运用也主要表现为对地下材料的运用，随着其认识的变化，可分为机械性运用、科学性运用、综合性运用三个阶段。他的古史研究也伴随着这样的变化逐渐摆脱了证经补史的局限，取得了重大进展。徐先生运用考古学进行古史研究的实践，对当下学科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徐中舒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先秦史、古文字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具有深厚的古文字功底，释读了大量上古时期的铜器铭文与甲骨刻辞；又结合多重史料证据，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等知识，对殷代、西周、春秋时期的诸多历史问题发表了新见解，为后人开展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徐中舒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但鲜少涉及考古学与徐中舒史学研究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徐中舒如何接触并学习考古学，如何在史学研究中运用考古学等问题，以期促进对徐中舒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一、徐中舒考古学知识来源

20世纪初，重要地下材料相继出现，考古学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一方面，以傅斯年、李济为代表的新式学者积极地投身考古实践，为解释历史问题寻求新材料；另一方面，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传统学者主动利用考古材料进行史学研究。徐中舒是王国维的弟子，又与傅斯年、李济往来密切，故而其史学研究也深受地下材料、考古学影响。

徐中舒生于1898年，先后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受业于胡远浚、王国维等人。胡远浚为清末桐城派学者，王国维则是新史学的实践者，他们初步塑造了徐中舒的学术思想，“求实”“求新”的学术追求成为徐中舒学习考古学的思想基础。其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为他提供了学习与运用考古学的正式环境。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新的地下材料不断涌现，则为徐中舒持续学习与运用考古学提供了充足支撑。

（一）王国维：提供新史学研究方法

王国维对地下文字材料史料价值的发掘，启发了徐中舒利用地下文字材料研究历史。1925年，徐中舒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继续古史学习，师从王国维。王国维学贯中西，是当时极有声名的史学大师，也是新史学的实践者之一。彼时中国学术界剧烈动荡，史学界正处在顾颉刚等人掀起的批判传统文献的浪潮之中。1923年，顾颉刚指出中国古史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即中国古史“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造成很大影响，疑古思潮高涨，中国传统文献备受质疑与批判。史学家纷纷去寻求历史研究的新材料，徐中舒在这时也开始学习甲骨文，阅读了孙诒让、罗振玉等金石学家的著作。

此时的王国维并未被疑古思潮裹挟，他清醒地指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史事记载并非全然真实的现象在各国普遍存在，进而他又提出鉴别史事真伪的方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于是，王国维将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考证出了商王世系，证明了《史记》有关记载的真实性，提高了传统文献的可信度，同时也将地下文字材料的史学研究价值有力地展现出来，此研究方法后被称为“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虽然难免存在对中国传统文献的维护之心，但也为后人研究古史提供了一条更为科学的路径。这种以新材料证明旧材料，以旧材料解释新材料的方法深刻影响了徐中舒，使他更加关注当时的地下出土物。甲骨文与金文材料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期间的重点关注对象，徐中舒开始将这些文字材料用于史学研究，解释历史问题。他在《我的学习之路》中提到：“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映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之中。”

可见，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下，徐中舒走上了与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同的道路，他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都开始发生转变。虽然王国维所说的“地下材料”主要指的是甲骨文、简牍等文字材料，与真正意义上的地下材料不同。但这种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陷入困境之时，为众人指明了一个可靠的方向。当人们深刻意识到甲骨文、简牍等地下文字材料的史学价值时，考古学的发展机遇随之而来。

（二）史语所：提供学习并运用考古学的环境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徐中舒接受傅斯年聘请担任史语所编辑员一职。从1928年到1937年，徐中舒在史语所工作近9年，学术成果丰硕，研究方法也更为精进。在此期间，他不仅主导了明清内阁档案的整理，还开启了利用考古学进行史学研究的探索。近年，有学者做过徐中舒与史语所关系的专题研究，表明徐中舒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均受到史语所影响。研究中虽未谈及考古学，但史语所必然在徐中舒考古学认识与思维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傅斯年、李济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才与新式知识分子当时正供职于史语所，这为徐中舒突破传统藩篱，学习考古学提供了宝贵的环境。具体来说，史语所对徐中舒考古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徐中舒的史料观受史语所影响进一步革新。徐中舒在进入史语所之前就受到傅斯年、陈寅恪赏识，史语所创办之时陈寅恪曾举荐过他。进入史语所之后，徐中舒与二人来往密切，学术理念深受二人影响。傅斯年甚为重视史料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主张尽可能科学地搜集一切史料用于历史研究。并且，傅斯年所说的史料绝不仅仅是文字材料，对此，学界已有众多论述。陈寅恪也重视史料，不过他强调新材料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就表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史语所就职期间，徐中舒与陈寅恪共同负责历史组的工作，私下与傅斯年又多有学术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中，徐中舒对研究材料的态度再次发生改变。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时，徐中舒意识到史料来源应“不限于档案”，“现在所需要的史料，乃关于社会全体的多方面的记录”。这很难说没有受到傅、陈二人影响。史料范围的扩大，为徐中舒注意非文字材料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徐中舒受李济影响对考古学的认识逐渐加深，日益科学。李济此前在清华就职时，担任过徐中舒的老师，受其影响徐中舒当时已经对考古学有了初步认识，意识到考古与考据的区别。在史语所任职期间，两人也有学术往来。在《再论小屯与仰韶》中，徐中舒有言：“（民国）十八年十一月李济之先生从安阳来平，携着他的殷虚第三次发掘所得的重要物品。他很高兴，虽然这次发掘中间发生种种阻梗不能如我们的预期的计划进行，但所得的物品，在数量上及意义上，竟超过前两次的发掘。当李先生开始清检这重要的发见，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见着。”这表明，徐中舒与李济虽然分属历史组和考古组，但两人在学术上也是有交流的。李济是我国第一代考古人中的权威人物，他对考古学的见解极大地影响着当时的学者。李济认为地下材料是珍贵的史料，十分重视地下材料的科学发掘与系统整理。从这一时期徐中舒发表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豳风说》《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等文章来看，他吸纳了李济的思想，积极地运用地下材料进行史学研究，对考古学也有了科学的理解。在《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中，他不仅关注铜器的出土地点、埋藏情况，还注意到了无铭文器物，对同出土之器物的审视也呈现出更为科学的特点。而此前，从徐中舒所写的《说尊彝》《金文嘏辞释例》《陈侯四器考释》等文章能看出，其研究铜器的方法承自金石学。这样的转变明显受到了考古学的影响。

由上可见，在与史语所同仁的学术往来中，徐中舒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他不仅将研究材料的范围再一次扩大，并且开始科学地审视这些材料，将其用于自己的学术探索。

（三）地下材料：提供持续学习考古学动力

20世纪初，田野调查与发掘陆续开展，国内不断发现新的地下材料。尤其是徐中舒供职的史语所成立之后，通过科学的田野发掘获取了大批新材料。1928～1937年，史语所陆续对甲骨发现地点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新发现甲骨数万片，以及大量青铜器和其他遗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史语所在西南地区开展了小规模发掘，考古发现持续不断。1949年以后，随着配合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与主动发掘工作相继开展，地下新材料更是与日俱增。

不断发现的新材料为徐中舒持续学习并运用考古学提供了客观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徐中舒认识到了新出土的地下材料能够不断为史学研究提供新依据。20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就通过研究地下新出土的文字材料，攻克了古文字与商史领域里诸多前人无法攻克的疑难问题。比如，罗、王二人参照甲骨文字，纠正了《说文解字》中数百处错误，运用甲骨文破除了人们对《说文解字》的过度推崇。此外，王国维运用甲骨文在商史研究领域里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徐中舒在前人影响下，早早意识到地下文字材料的研究价值。1927年，徐中舒在《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中就引用金文材料进行论述。此后，徐中舒扩大视野，除了关注材料的文字信息，还关注新材料的出土环境与共同伴出物，对地下材料的价值有了更全面深入的理解。这种转变离不开对考古学知识的学习，因为考古学正是力求科学、全面地获取与解读人类物质遗存，进而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为了更好地利用地下材料，徐中舒对考古学的学习日渐深入，考古学也成为徐中舒探讨古史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总体而言，徐中舒学习并运用考古学是随着时代变革与学术发展，与时俱进地更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结果。在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前，面对甲骨等新发现的重要地下材料，王国维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为学界提供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徐中舒受此启发，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传统文献，开始了以地下材料证史的初步尝试，但他此时利用的地下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同时也只知运用材料而不知如何科学地运用材料。进入史语所之后，徐中舒的史料观被再次革新，通过接触考古学，他突破了以往的局限，逐渐学会了如何科学分析地下材料。此后，地下材料的不断发现让他意识到了持续学习考古学的必要性，对考古学的学习也走向深入。

二、徐中舒对考古学的运用

20世纪30—80年代，徐中舒陆续发表了多篇涉及考古学的论文。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徐先生对考古学的运用主要表现为对地下材料的利用，这种利用伴随其认识的发展呈现出由浅到深、由生硬到熟练的变化。具体而言，可分为机械性运用、科学性运用、综合性运用三个阶段。

（一）机械性运用

这种运用指的是对地下材料的简单引用，未涉及考古学相关理论，也未从考古学视角对地下材料进行解读与研究。根据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徐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就对考古学有了初步了解。在《〈木兰歌再考〉补篇》中，先生有言：“然今之考古学与汉学家之考据其根本实有显然不同者：自其动机言之，汉学家为昌明经学或阐扬名教而考据，考古学则为明了某时代，某事物而考古。”又言：“考古学本于历史进化的观念，广搜参考比较之资料，故得作客观的整理。”此后十余年间，先生在做历史研究时，多立足于此理念，为避免止于考据，广泛搜集材料，积极引用殷墟出土的甲骨、铜器等新材料，但其对实物遗存的利用与解读却落入了金石学的窠臼，故而研究也没有突破证经补史的藩篱。这在《说尊彝》《金文嘏辞释例》《陈侯四器考释》等文章中表现得很明显，文章所涉及青铜器多为有铭铜器，先生多着眼于铭文释读，以其补文献典籍之缺，虽有提及器物形制、用途、出土信息，但无进一步讨论。比如，《说尊彝》中有言：“往时著录之家对此广狭二义既无严格的划分，而于器之形制又无精密之比勘，名称混淆，莫此为甚。”虽专门关注了尊和彝的形制，但文章旨在考订尊彝名实，而非探究器物形制演变。

宋代吕大临在其《考古图》中言及：“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益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可作为金石学研究之主旨。由此可看出，当时徐先生对古器物之利用与传统金石学并未有本质差别。在这一阶段，徐先生所关注、运用的材料，多为有字材料，释读出上面的铭文，用以解释、考证某一历史事件是其古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科学性运用

20世纪30年代以后，徐先生对考古学材料的运用呈现出科学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能够以科学考古学的思维分析地下材料，较为全面地发掘材料的研究价值。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当数《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和《耒耜考》。徐先生的古史研究也由此从以文字考证某一文献疑难问题，渐渐地转向历史专题研究。

《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在主体上虽仍承袭金石学之风，但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见徐中舒先生是如何以考古学思维分析这批新材料的。首先，他认为“盖古器物出土地址，同时出土遗物，及地下埋藏情形，为断定古器物年代及其相互间种种关系之最好之资料，其价值较古器物之本体，或犹过之”。强调运用古器物时应当关注其出土情况、遗迹现象、共同伴出物等背景信息，以此确保所选用器物的学术价值。徐先生在文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当涂铜器的发现经过与情形，这说明先生已经意识到古器物来源的科学与非科学之别，主张应选用经过科学发掘的材料来做研究。他曾有言：“中国古物学的发达，从赵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以至晚近，出土的古物日多，关于这一类的书籍也不下数百种，但这些没有系统的发掘与记载，除殷虚出土的甲骨文字以外，于中国古史的考订并不能有多大的贡献。”此后，徐先生一直很重视器物的出土情况，以出土器物论述古史时，多会言明其发掘与出土信息。如在《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中，徐中舒讨论禹鼎时明确指出其“1942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任家村，同时出土铜器一百余件，下落不详”。考释西周墙盘铭文前说明：“墙盘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周原公庙遗址附近。周初东迁丰镐以后，其地仍为陪都重镇。此次出土的窖藏铜器共一〇三件，有铭文的七十三件，而此盘文字秀丽工整，所述史事尤为重要。”其次，开始运用未刻文字的地下材料。《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中所载出土铜器，刻铭文者与无铭文者兼有，铭文非该篇论文着眼点。且不管有无铭文，先生皆论其名称与年代。再次，突破证经补史的局限，开始以器物探究社会发展面貌。徐先生在《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中依据当涂所见铜器探讨了古代丹阳的冶铜业，认为汉代产铜最盛之地当推丹阳与四川广汉，并且对古代冶铜业的衰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他推定当涂出土的白陶产自寿州窑，对晋代物质文化交流进行了初步探讨。

《耒耜考》可谓徐中舒先生运用考古学进行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该文中，他将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古文字学结合，以耒和耜的形制为切入点，详细论述了中国农具的演变与农业发展等问题，有力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农业的认识。具体来看，徐中舒先生首先全面搜集了和“耒”“耜”两字相关的甲骨文与金文材料，然后依据字形特点分别确定耒与耜的大致形态，由此推断出耒与耜是两种不同的农具，耒上端勾曲、下端歧头，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下一刃，呈圆头平叶式，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并且，徐先生还富有创见性地利用古钱币的形态变化梳理了耒的形制演变，排列出两足布渐渐演变为空首布的九种形态，借此探明了耒由最初的歧头变为平刃，由平首变为空首的大体历程。在农具文献资料与地下材料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能得出这样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接着，徐先生又根据钱币的出土地点分析了耒和耜分别通行的区域，指出耒当为殷商习用之农具，耜则通行于西土。甲骨文中与“耒”形相关的字甚多，据此徐先生又认为殷商的农业应很是发达。《耒耜考》从文字形制推定器物形制，又从器物形制变化探析中国农业之发展变化，甚为绝妙。这表明，徐先生在科学考古学思维的影响下，对古文字的运用不再只着眼于释读，对地下材料的运用也已经完全摆脱了证经补史的局限。

（三）综合性运用

在这一阶段，徐中舒对考古学材料的运用呈现出综合化的趋势，涉及多种类型，已经不似以往多为甲骨、铜器。其古史研究也从专题研究走向综合研究，由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变为对某时代或某区域历史文化的综合性阐释，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

此时期徐中舒运用考古学材料的代表作当为《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他在这两篇文章中参照了四川地区出土的大量考古材料，如铜兵器、铜镜、半两钱等，从经济与农业发展情况、习俗、社会性质等方面对巴蜀文化进行了详细论述。在他1940年所作《古代四川之文化》的基础上，综合性地探索了古蜀文化的发展情况。林向曾专门分析过上述论文对巴蜀文化研究的意义，认为它们为巴蜀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徐先生还系统研究过国内出土的虎钮于，他以四川地区出土的虎钮于为切入点，视野渐渐扩展至全国，将不同地点所出于进行比较研究，借助形制异同探明了虎钮于的传播范围，又以文献记载探析了“虎钮”的来源以及于的用途。徐先生得出的认识，至今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可以看出，徐中舒在运用考古学材料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以往的“文字”思维（即专注于出土物的文字信息），能够从不同角度分析、运用出土物。他的古史研究也在这样的变化中摆脱了文献的束缚，从以文献为目的转变为以文献为工具，有力地推进了先秦史研究。

三、徐中舒考古学运用特征

徐中舒的史学研究追求新旧结合，综合广博。这也使得他在运用考古材料时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古史研究为核心，从考古学、金石学等角度多维解读地下材料，尽力发掘地下材料的研究价值。

（一）多维解读地下材料

考古学与历史学都关注新发现的地下材料，但是如何将其有效地用于研究，两者采用的方式却有明显不同。在考古学视野下，地下材料发掘出土之后，还需经过细致的室内整理来保证材料的科学性，对器物本体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往往是考古学的重点关注内容。历史学则侧重利用地下材料进行历史问题的探讨，对材料本身的分析多有忽略。从徐中舒的考古学实践来看，他对地下材料的运用兼顾了二者，同时又没有局限在这两方面。

首先，从考古学角度出发，科学、全面地审视地下材料信息，是徐中舒运用考古材料开展研究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如考古学家们所做的一样，他在使用地下材料之前，对发掘者、考古发掘情况、器物出土情况等信息给予了充分关注。开展铜器研究时，又先关注铜器的形制、花纹等问题。可见，徐中舒运用地下材料的首要步骤是从考古学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使得他能更加科学、全面地了解地下材料。

其次，结合金石学、古文字学，深入了解地下材料。在接触考古学之前，徐中舒就已深入学习了古文字学，对金石学也多有涉猎。学习考古学之后，他将三者结合，共同用于地下材料的分析，从多个视角发掘地下材料的内涵。

金石学偏重于利用传世文献以外的地下文字材料来证经补史，对铜器的研究较为深入。徐中舒在研究出土铜器时，借鉴了金石学的铜器研究方法，具体表现为关注器物定名以及铭文考释等问题。不过，由于受考古学影响，他的视野又不局限于此。此外，他还大量参照金石著录，在出土铜器的研究中就引用了诸多金石文献，比如《博古图》《古镜图录》《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古铜鼓图录》《宝蕴楼彝器图录》等，借此了解铜器的名称、用途、形制演变等情况。这说明，虽然金石著录里所记铜器大多未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信息缺失，但仍能为后世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其价值不可忽视。

古文字学为徐中舒研究地下文字材料提供了莫大助力。徐中舒多从古文字学视角深入分析地下文字材料，将其转换为新的文字史料用于古代历史研究。运用地下文字材料时，徐中舒一般从古文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来了解其内涵。徐先生很重视字形的演变与字形的内涵，往往从这两点入手来探讨古代社会的相关文化现象。

最后，紧密结合历史文献，将地下材料用于历史研究。徐中舒对地下材料的运用，从未脱离史学研究。他以历史学的思维，将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紧密结合，通过两者的相互补充与印证来解答历史谜题。一方面，徐中舒依据古文献来论证某一历史问题时，常常利用地下材料作为辅证，如《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豳风说》等；另一方面，他依据出土器物来论证历史文化时，又参考大量相关的古代文献，如《于与铜鼓》《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等。在历史学的视野下，地下材料具有了与传统文献一样的价值，发挥了与传统文献相同的功能，即作为史料应用于历史研究。徐中舒从历史学角度审视地下材料，深入地发掘了地下材料的研究价值，有效规避了研究地下材料时往往会出现的“只见物不见人”的问题。

由此可见，徐中舒运用考古材料，并不局限于考古学这一角度，而是结合自己的知识体系，从金石学、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等多个角度深入发掘材料的价值。这种多视角审视不仅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科学性，也规避了单一视角解读材料的许多弊端。

（二）以古史研究为核心

徐中舒学习与运用考古学，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研究古史。清末民初，中国学术思潮发生剧烈变革，史学界也在经历着一场新旧观念间的博弈。徐中舒先生正成长于这一历史时期，他少年时接受传统国学教育，对中国古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又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语所，接触到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等新史学倡导者及实践者，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史学研究。他首先意识到了地下材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史学研究思维，开始注意并运用新的地下材料。然后，为了更好地利用地下材料解决历史问题持续地学习与运用考古学。

徐中舒运用考古学，始终围绕着古史研究这一核心。他对地下材料的关注与运用，以促进历史研究为出发点，以探讨历史问题为终点。不论他是以考古学视角，还是以金石学、古文字学视角解读地下材料，最终都将进入对古代社会历史的探析。不论是讨论考古学文化，还是专门研究出土器物，最终都是为了探索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面貌与特征。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徐中舒将考古学与先秦史研究紧密结合，利用此时期的地下材料，对先秦社会文化进行了广泛探索。从时间上来看，不仅包括夏朝、殷商、西周，还涉及新石器时代。从内容上来看，包括民族、军事、农业、社会结构与性质等问题。其中，徐中舒利用地下材料对先秦民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入研究，涵盖了民族的交往、迁徙、源流等多项内容。从地域上来看，以中原、巴蜀为中心，辐射至周边地区。可以说，徐中舒利用考古学，努力描绘了先秦社会的整体面貌。

这或许也正是徐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虽对考古学颇为重视，但最终却没有走上考古学道路的原因之一。回顾其对考古学的运用，也主要表现为对考古材料的运用，并没有涉及考古学的两大特色理论——地层学与类型学。徐先生在其晚年所写的《我的学习之路》中，谈及治学方法时写道：“我研治中国古史六十余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围绕中国古史这一中心，由古文始，进而扩展到古文字学，进而扩展到考古学，进而扩展到民族史。”可见，徐先生虽然涉猎学科颇多，但学术旨趣始终在于探究中国古史，古文献、古文字、古物都是他的研究材料，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则是研究手段或途径，而非最终目的。在“一切皆为史料”的史料观念下，徐先生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材料，对考古学等学科的学习则使他得以科学地解读与利用这些材料。也就是说，徐先生对考古学的学习与运用，始终是为了更好地发掘出土物作为史料的价值，更好地研究古史，并不在于考古学与出土物本身。另外，从求学经历可以看出，徐先生未受过系统与专业的考古学训练，对考古学的理解基本上源于自我的勤奋学习，这可能也是徐先生在其古史研究中未涉及地层学、类型学的原因之一。

结 语

徐中舒先生是我国先秦史研究领域的大师，他国学功底深厚，又积极学习并吸收新的思想与学问，将其用于自己的史学研究。他以史学研究为中心，重视考古，运用考古学思维，力求科学解读地下材料，尽力发掘地下材料的史学研究价值，不仅推进了先秦史的研究进展，也为当下的考古学，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如何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有百年，在百年进程中，考古学家们对待传世文献的态度几经转变，呈现出了结合、隔离、再次试图结合的变化趋势。事实上，中国考古学与传统文献的相互隔离并不利于推动双方学科的研究进展，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学者详细指出了这一现象的弊端。归根结底，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都是探索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思维与方法的不同。在共同的目标下，双方应该打破壁垒，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而金石学是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前中国土生土长的研究古器物的悠久学问，与考古学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是不应被忽略的部分。徐中舒在运用考古学的过程中，以研究历史为最终目标，结合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金石学等多重视角分析地下材料，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重视。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苏州大学周书灿教授的指点，在此谨致谢忱！

注：本文是安徽省教育厅2022年度重大项目“金石学传统与考古学中国特色构建”（2022AH04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丽，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时期考古；蒋晓春，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时期考古。

[说明：本文刊于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编的《遗产》（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0月。